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要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从1925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的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幼小，从全党情况来说，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理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开始那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有限，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比较差。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没有可能接触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资本论》长时期没有翻译过来），他同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还努力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从现在所找到的有限的文献中，就足以看到毛泽东曾是如何注意理论宣传的工作。关于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关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方略、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当时他都有不少深刻的、独创的见解。自然，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尤其是1919年前的文章，还具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还远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做准备的开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农民的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绝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将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这样，才能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情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绔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