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亲自编订的。后来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春秋》也就成了五经之一。其实，读五经是很少有人读《春秋》的，因为那记述实在过于简略，还有许多缺佚，后人讥它为“断烂朝报”，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都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两汉之前，《春秋》之学还只有“公羊”、“榖梁”两家。《春秋左氏传》是新莽时的刘歆弄出来的。据学者们讲，是刘歆依据宫廷所藏的《国语》（春秋诸国的史书），加工改造而成，托名于左丘明。《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而且写得十分生动。此后，《春秋》“三传”中，以《左传》最受历代的重视，讲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倒较少有人去读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用上了《公羊传》。于是“公羊”之学在晚清又热闹过一阵，这恐怕就是毛氏家塾兼读《公羊传》的原因。

《左传》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对于《左传》的这些部分，看来毛泽东是十分喜爱的。他在第一师范读书前期，再读这些经书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由《左传》得益颇多。《毛泽东选集》4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工夫。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存储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信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连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严复集》第3册《书信》第697页。此处所引，标点断句未全依原书。）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言之成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