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为日后的工作建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其只不过是整个发展过程最原始的开端而已。当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成为广泛可用的工具之后，我们可以做出更加复杂的分析。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经济测量学以外的诸多专业学者也能为这项事业贡献力量。在识别和划分风险分摊的人群时，研究人员不能按照传统思维决定这些群体的划分。这意味着在针对风险管理协议的研究中会遇到非常奇怪的同类人，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超越已有的人际关系网，超越周围人的影响，超越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超越自己所属世代的影响。

我们当前拥有的金融制度已经能够有效地识别分摊风险的机会。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承担异常风险的人找到完全对立的对手方。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发这种体系，确保投资银行所做的努力覆盖的范围更广——使投资银行服务大众化和扩大化。

风险识别的过程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发出客观的测量风险的工具，一种不会受到道德危害过度影响的手段，因此我们才能在管理风险的过程中激励人们采取良善的行为，并且避免损失。高度发达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能够让人们对风险管理协议中的道德危害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我所提倡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为我们铺平了系统化识别风险的道路。我们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记录的信息越多，我们离风险识别的目标越近，这些信息不仅是个人收入信息，还包括其他可能在未来用于拟定风险管理协议的信息。

我们现在就应该迈出风险识别工作的第一步：尽可能地扩大对经济风险数据的搜集，这些信息未来有可能成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必备的内容，同时大学和基金会等机构也应该更多地支持开展此类研究。如果现在不采取这些措施，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数据都会逐渐消失。如果要理解风险，研究人员必须先积累风险的历史数据。私营企业应该以对公众负责的态度，保管好已经搜集到的个人收入和行为模式的数据，一直存留到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这种大型数据库投入使用为止。

获得公众的支持

为了保证风险分摊能以可观的规模展开，我们必须面向公众进行宣传。社会不能幼稚地希望交易风险的交易所一出现，人们就开始进行交易。新型风险管理工具运用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人为的驱动力。而且对很多人而言，风险分摊的好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民众意见领袖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为这种观念赋予强大的驱动力。

为风险管理工具所做的宣传通常都会遇到不少困难。这方面的宣传起初要借助很多抽象的概念，就如同针对消费品安全性的宣传一样。不安全的消费品，比如安全系数低的汽车，通常只能靠车祸记录辨识出来，所以这种风险是不会清晰地摆在公众面前的。如果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持，那么即便人们遭受了严重伤害，他们也无法得知事故恶果的部分原因是产品有缺陷。此外，当缺陷被纠正之后，也说不清哪些人因为这种修正而免于灾祸，所以你也不可能遇到对这种纠正行为感恩戴德的人。这种情形对于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都是一样的。人们通常情况下对风险分摊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认知，多年之后，当处置风险的金融创新变成常规之后，人们早已对这种曾经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金融方案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