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种问题的存在——隐私泄露、腐败和国税局无能，所得税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一直非常不受欢迎。1871年，时任国税局局长的阿尔弗雷德·普莱曾顿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所得税体系已经失败，并且濒临崩溃。

这个税种是人们最厌恶的一种，因为它本质上就要窥探个人隐私，并且把一些最私密的情况都放在了公众的视线当中。政府只能以成本高昂的政治机器强制维持此税种的存在，但这只能造成民众被动地屈从，在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群当中，人们逐年丧失对此税种的认可，并且越来越厌恶为征收此税种而存在的必要政治手段。

就在同年，亨利·乔治提出，以一个单一的土地税取代现有的所有税种。他的提议吸引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促成了一场社会运动。人们对他提出的观点之所以那么欢迎，其实也是从对立面的所得税的失败获得了促动，因为19世纪70年代，社会贫富差距已经相当明显，所得税的征收并没能有效弥合这种差距。乔治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反对重新开征所得税。

按收入水平分等级征收税款，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是预防或减少社会财富向某个特定群体过度聚集，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就要雇用一大群拥有合法刺探个人隐私权力的公职人员；收贿受贿、欺瞒造假以及偷税漏税，都可能导致心存不轨的人获得利益，而正直善良的人损失税款。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提出的土地税之所以受欢迎，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在减少社会不公正的同时，能够保证征税的工作有效、保密地进行，而且在缺乏信息搜集手段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刺探个人隐私。

如果我们快进到21世纪，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也出现了类似的废止累进式税制的情况，而且废止的原因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无法有效针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高所得税，所以俄罗斯于2001年彻底放弃了所得税，改由全民缴纳同样税率的所得税，即所得的13%。对于一个贫富差距已经很大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就其地下经济的庞大程度而言，这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或许能够期待信息技术的进步帮助俄罗斯重新开始以更有序的方式运行累进式税制，就如同美国的所得税体系虽然在19世纪失败过，但最终还是重新启动了。

所得税对我们承担的风险发挥的影响力，只有通过多年的积累才会逐渐体现出来。19世纪，所得税税率非常低，当时我们准确测算个人的收入水平以及有效执法的能力都比较低，所以这个税种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但在20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征收所得税，尽管还是会受到各种诟病，但是所得税已经成为建设良好社会的支柱之一。设想21世纪及以后的日子里，信息技术的进步肯定能够不断减少税收的不平等性和异常波动性，所得税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当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悄悄搜集收入信息，甚至直接征税，也就是说能够很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所以所得税“侵犯隐私”的本性也就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