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当时的本意是，所有人都收到补贴，不用考虑过多的问题。因为她的提议中并没有改变累进式税制的本质，所以按照她的方案进行，结果就是低收入者仅按照超出补贴额度的收入缴纳所得税。里斯–威廉斯并没有实际使用“低收入补贴”这个词，但是如果我们把福利体系和税收体制综合起来分析，她提议的税制使每个没有收入的人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充足的低收入补贴，而当个人收入超过0时，个人应纳税额平缓上升，收到的补贴从十分充足的程度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应纳税额与个人收入从0向上增长的程度保持正比。在她提议的税制中有一个临界点（即0收入和平均收入的中点），获得临界点收入的人纳税额为0；超过临界点收入的人则需要实际向政府纳税。按照这种税制，一个人获取临界点以上的收入，不管他本人处于哪个税收等级，都将按照一个远低于100%的比例被征税，因此人们就有动力挣取额外的收入，与当时的福利制度相比，不会再出现那种削弱人们工作意愿的情形。

里斯–威廉斯把她的创新定名为“为融合所得税与社会保障体系而做的提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将这个提案更名为“低收入补贴”，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为没有收入的居民提供的政府补贴有了不同的叫法，可以是“基本收入”、“公民收入”或者“社会红利”。

这项提案本身的逻辑比较严谨，但是它仍然面临一个重大问题：给那些完全没有工作的人提供生活必需的最低收入，即便没有因为他们的其他微利工作使其受惩罚，但完全可能导致彻底的慵懒和不负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危害困境，似乎我们可选的解决之道都不太有吸引力。如果我们采用“来源测试”，也就是说只要有收入的穷人我们就一分福利都不给，那么我们摧毁了这些穷人从事微利工作的仅存的动力，但如果我们不采取“来源测试”，那么我们必然会分配给一大批缺乏工作动机、天生就懒惰的人巨额的社会财富。

直到有人把里斯–威廉斯的创新进行思维框架重塑，使其具备了令人激动的特征之后，政坛上才开始出现支持其创新的声音，而第一个成功重塑其思维框架的人是罗伯特·肖博德，标志性事件是他于1963年出版了《自由人与自由市场》（Free Man and Free Markets）。肖博德的书面世时，一种理论在社会上蓬勃发展，它认为我们的经济问题已经全部被解决了，未来再也没有任何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解决的事情。1958年，美国出现了一本畅销书《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作者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美国社会当时面临的唯一问题是财富过剩。肖博德提出的“基本经济保障”计划的逻辑是，由于科技进步，人们现有的消费品远远超出了其实际需求，所以富人接下来能做的事就是消费奢侈品，盖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不为别的，只为了向别人炫耀。与此同时，肖博德也指出，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计算机很可能取代众多劳动者，他也由此提出，当劳动力退化成“可以由机械简单重复的繁重体力活”之后，人们对“劳动力价值及道德的观念”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