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于1889年推出的养老保险体系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正在执行的体系惊人地相似，比如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相似性也极大地证明了国际间存在效仿创新的现象。在当前的美国社会，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照抄过来的。

按照德国1889年保险体系的最初规划，贡献金的一半来自雇员自己的薪酬，另一半来自雇主。（这与当前美国的做法是一样的。）每个德国国民需要支付的贡献金的额度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也就是处于哪个强制划分的缴费等级。年收入不超过350德国马克的人属于第一等级，每周需贡献12芬尼；年收入不超过550德国马克的人属于第二等级，每周需贡献18芬尼；年收入不超过850德国马克的人属于第三等级，每周需贡献24芬尼；年收入在850德国马克以上的人属于第四等级，每周需贡献30芬尼。（在如今的美国，养老金的贡献金是按照收入水平判定，每个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缴纳比例，所以说也不过就是德国体系的改良版而已。）如果工人持续贡献的时间正好是30年，那么在70岁退休时，其每年所能获得的养老金就是50马克，外加：第一等级每周4芬尼，第二等级每周6芬尼，第三等级每周8芬尼，第四等级每周10芬尼。如果劳动者缴纳贡献金的时间超过30年，则其养老金取所有贡献年度当中数额最高的30年进行计算。（现在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美国的退休年龄更早，其贡献金的累进程度使用一个连续性公式计算，而最佳贡献的时长一共是35年，而不是30年。）

尽管1889年的体系与现行体系非常相似，但是其执行的方法不同，也折射出了当时信息技术的落后。1889年，德国政府要求雇主和雇员每周到当地邮局购买邮票，以此作为支付贡献金的证据，购买邮票之后，他们需要把邮票集中贴在一张特制的卡片上，每位雇员有属于自己的卡片。在年末，雇员把贴满邮票的卡片交到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记录和保管，同时换领一张新的卡片，上面记录着之前的卡片被存储于何处。政府会持续记录卡片的交付情况，并且一直存储到劳动者退休，等到他们来领卡时通常都已经过了几十年，到那时就可以按照卡片的记录计算工人应得的养老金。

如此复杂的信息处理机制在19世纪之前是不可能有效执行的，因为成本极高，而且容易出错，但是19世纪末（如我们在第5章中分析的那样），信息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高效政务体制、档案技术、邮政服务，以及长期备份和存储信息的手段的出现，使得这种方案的执行具备了条件。即便在1889年，社会上仍然对这种计划的可行性存在较大质疑。伦敦《泰晤士报》就对德国计划的可行性和执行成本提出过质疑：

第二个财务方面的重要问题就是方案的执行成本。每项工作都要支付一定数额的成本——仅以数量判断，每项都不算太多，比如，为了维护这点为数不多的钱，我们要印制邮票，发行卡片，雇公职人员，对卡片排序和分类，后续还要对卡片进行存储和计算，此后还需要投入监督、仲裁、判决和上诉等保护力量。这些工作总体的成本可能每年是50万先令，还不包括给邮政和行政工作人员造成的额外工作量的成本。并且这些费用还无法反映那些人们因为对本职工作的喜爱而免费做的工作。仅想到每周六晚上要贴11 000 000张邮票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工作。再想想劳动者所在区域的本地议会要开会，万一有情况需要仲裁也要开会，本地官员还要进行调查判断每个案例的实际情况，监督计划执行的委员会或议会也有成本，把所有这些行政机器的成本加起来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说，颁行这种法案其实就是一种自嘲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