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官员开始腐败和最终被逮捕之间的时间差，进而粗略地估算出累计腐败率。在一些关键方面，累计腐败率是最接近于实际腐败率的，因为腐败暴露率只包括被逮捕的官员，新兴腐败率只考虑刚刚有腐败行为的官员，而累计腐败率则同时包括这两个群体以及那些还在积极从事腐败活动却还未被逮捕的官员。我们利用既有的数据估算出的累计腐败率同样表明，这种危害最大的高级别腐败是从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迅速加剧的（见图4–7），并且在90 年代中后期达到了一个峰值。累计腐败率清楚地表明高级别腐败是在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及中国政府决定更加大胆地迈向市场经济之后才开始加速恶化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最近累计腐败率出现的下跌趋势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腐败官员被逮捕与被媒体曝光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总而言之，多个指标一致表明，尽管腐败暴露率在20 世纪80 年代呈现总体增长趋势，但高级别腐败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加剧的，此时经济改革已经启动了10 年。这一点从某些腐败测量指标上也能清楚地体现出来，比如，从1992 年、1993 年开始，每起公诉案件追回资金数额开始大幅提高。而涉案金额超过10 000 元的案件在当年案件总数中的比重和涉及县处级及以上级别的官员的案件数量开始大幅攀升的速度都比较快，前者从1979 年的不足2% 攀升到了1991 年的25% ，后者从1981~1982 年的10 余件增加到了1990 年的190 件。但在20 世纪90 年代初，这两个指标都呈现出了大幅上升的态势。比如，涉案金额超过10 000 元的案件在当年案件总数中的比重从1991 年的25% 增加到了1992 年的40% ，之后继续攀升，到1997 年达到了68% 。从1991 年到1993 年，被指控经济犯罪的高级别官员人数从652 人增加到了1 768 人，到1993 年又增加到了2 285 人。对新兴腐败率和累计腐败率的评估也表明20 世纪90 年代初正是高级别腐败开始加剧的时段。因此，广义而言，从定量角度分析，腐败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增加的，当时腐败案件的总数大幅增加；而从定性角度分析，腐败则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加剧的，因为当时腐败案件带来的风险以及涉案高官的数量大幅上升。

大多数人在分析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态势时都认为，腐败是在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经济改革之后才开始快速增加的，而且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而呈现了爆炸式、几何式的增长。从表面来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腐败案件的数据，就会发现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在改革之前，腐败暴露率的确很低，但起诉率也偏低的部分原因在于“文革”期间司法系统被摧毁了。在这个时期，不仅检察院和法院被解散或停止运作，腐败也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的表现形式，需要借助阶级斗争打击腐败。即便如此，在“文革”最后几年，中国政府还是发动了几次新的反腐运动。

很多数据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彻底铲除腐败。相反，尽管在20 世纪50 年代初的几场大规模反腐运动削弱了20 世纪40 年代末猖獗的腐败态势，但到了“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腐败行为又开始猖獗起来。面对大规模的物资紧缺，很多干部不仅优先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他们本人还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获得稀缺的商品用以构建关系网络。“文革”期间，低级别腐败也开始恶化了。“文革”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用现金支付的情况较少，大部分交易都是围绕着“关系”进行。“关系”通常是借助礼物和恩惠的交换建立起来的，可以让人们绕过官方的限制获得产品、服务以及其他机遇。到“文革”从最严重的混乱走向尾声时，“走后门”的现象在官场里已经非常普遍了。那些能给重要官员输送利益的人肯定比那些没有关系、没有资源的人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长期的物资紧缺以及配额供给体制导致金钱处于次要地位，而关系则处于主要的地位。只有先同主管官员建立了个人关系，才能获得配额，之后金钱就能派上用场。因此，毛泽东时代典型的极端思潮以及物资紧缺就有助于打压以攫取金钱为目的的腐败行为，但无法彻底消灭腐败。此外，紧张的政治气氛导致那些利用个人关系搞特权的人想方设法地避免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关系和特权。因此，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掩藏得非常好，但不可能永远掩藏得天衣无缝，终究有一天公众会知道这些官员利用关系享受特权。长期物资紧缺以及配额供给体制导致某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开始从事低级别、小规模的腐败行为。送礼成为常见的贿赂方式，人们通过送礼抵消长时间地等待获得自行车、缝纫机等物品，不过这个时期，贿赂官员送的礼物通常只是几包烟或几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