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萌生写家世的念头应该很早了。三十岁那年，曾经写过一本自传，当时希望每年有时间修订一遍，四十岁时出版，但写好就搁在那里，至今没再看一眼。我们中国人的人生立得晚，将立未立或立起来时总是忙碌异常而少有心思做这类“自我整理”。

后来的刺激日渐增多。给父母“行孝”，父母或一起或单独来京多次，每次相聚时我和父母都充满了希望，但每次分别时都有些失望、懊悔。住京城芍药居的时候，有一天，楼下的小两口上来希望借用我家，给他家的南窗口安装护栏，十几层楼要装护栏，我疑惑了一下没有多问。护栏装好一个月后，他们的母亲从北阳台跳下去了。老人来京是准备“享福”的，儿子和媳妇也很老实，她为什么选择了轻生？我不敢深想下去……后来知道，京城有几十万这样从农村内地来京“享福”的老人，他们语言不通，没有朋友，走在小区里像个“霉气”（家乡语，父亲语），儿女忙得一天到晚难得跟他们交流，他们来到大城市生活，比到海外那些“蹲移民监者”更难受。

卜居云南大理的时候，身在海外的同学、西方名牌大学的教授回国，专程来看我。同学跟我说起退休的母亲，六七十岁的干部，孤独得要命，把他当做依靠，英语不通，却再三再四地跑到国外去跟他一起生活，一次都在三个月、半年以上，让他苦不堪言。我笑说，她不是党的干部吗，应该有不少朋友啊。同学批评我，不准笑，五四反封建也不够彻底，你们在国内也没把五四的精神落实下来……同学很认真地跟我讨论，家人之间的亲情和“边界”问题，家庭、宗族的小共同体跟国家、社会等大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大家希望在一起以助力借力，反而更多的是一起沦陷？因为说到底，文明是不断地充分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充分个体化的过程，家族乃至国家应是这一文明过程的桥梁而非障碍。

云南的朋友也跟我讨论社会养老问题，说某地的养老院月收三千元仍人满为患，昆明的收费低一些，一两千元，但也是“火”得不得了。他们准备引进西方先进的养老经验，做更好的养老院，比如给每个老人配一只狗，给不同年龄的老人编组……我笑说，我写过社会演进纲要，对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婚丧嫁娶中的“老”也有过设想，我是希望把“啃老”事业真正社会化，比如给每家老人配一个大学毕业生，除了陪护，年轻人的任务是给老人整理家世、传记。这样，老人、老人的孩子、待业的年轻人，三方受益。朋友说好，只是开头难啊。

回到京城后，发现有些杂志的经营中，老人的回忆录是重要的一块。香港的出版朋友则说，他们每年收到的老干部回忆录有上千部，但大部分是垃圾，自吹自擂，自我遮羞。而社会上，也确实有年轻人服务于“夕阳产业”，在整理家史、家世方面趟开了道路。至于舆论流行，“常回家看看”一类的温情宣唱多年，“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等等耳濡目染，让我们不用调查即可断言，家庭是我们社会仍在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细胞”之一。人们把安身立命转换成安居乐业，把幸福转换成跟家人团聚，把成家安家转换成买房子车子，把成功转换成父母家人凑钱给自己在大城市买下了房子……

尽管当代的家庭已经从传统的“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问题仍一以贯之。家世甚至从宗族家庭问题，演变成空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高富帅”和“屌丝”等词汇的流行即是明证，“成份论”早已成为历史，但今天我们社会又自觉自愿地把“出身论”、“身份论”招回来了。“我爸是李刚”、“我老公是团长”等关键时刻的话语无意识中透露出我们对家人权势的依仗。它也说明，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宗亲文化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如果说人们曾经认识到它有正面作用也有禁锢作用，今天，它同样维系了人间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