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这类思维偏差根植于大脑的信息加工模式——不论人们所属政治派系如何，这种偏差存在于所有人的大脑之中。例如，德鲁·威斯顿和他的同事们，就人们对来自乔治·布什和约翰·克里的失调性或一致性信息处理进行了核磁共振研究，他们发现，当实验对象面对失调性信息时，其大脑的理智区完全停止工作；而当恢复了协调的时候，其大脑的情绪区又会兴奋起来。9这些机制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人们一旦下定了决心，就很难加以改变”的现象提供了神经心理方面的依据。

事实上，即便是读到与自己观点相反的信息，人们也会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们分别挑选了几位反对死刑和赞成死刑的人，让他们阅读两篇论证充分的学术论文，文章讨论了“死刑是否可能震慑暴力犯罪”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其中一篇文章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而另一篇则恰恰相反。假如这些读者能够理性地处理这些信息，他们至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比他们原来所考虑的要复杂得多，因此，他们有关死刑威慑力的看法便可能会相互接近。但是，认知失调理论预言，这些读者会对两篇文章进行某种形式的歪曲：他们会将那篇证实了自己看法的文章牢记在心，将它称为一篇高水平的作品；而对不能证实自己看法的那篇文章，他们则会寻找一些小错误并加以夸大，由此成为不必受其影响的重要理由。这也正是在实验中实际发生的现象。两组实验对象不仅相互怀疑对方的观点，而且他们更加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10

证实偏差甚至会导致人们用那些无中生有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看法。当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调查人员找不到证据证明屠杀婴儿的撒旦教信徒已经渗透到美国境内的时候，相信这些教徒存在的人们并未感到不安。他们声称，找不到证据这件事本身恰恰可以证明那些邪教教徒是多么狡猾与邪恶——他们可能已经连皮带骨地吃掉了那些婴儿。进行这种推理的，不仅仅是那些极端的信徒和流行心理学的倡导者们。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因“二战”相持不下而将成千上万的日裔美国人赶出家园并关进拘留营，他做出这一糟糕决策所依据的仅仅是“日裔美国人一直在破坏各种战备”的流言。而一直以来，人们并没有发现支持这种流言的任何证据。的确如此，美国陆军西海岸指挥官约翰·狄威将军也承认，他们没有证实有任何一位日裔美国人从事过破坏活动或有叛国的行为。“实际上，根本没有出现破坏活动，”他说，“存在的只是‘这类活动将会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一致性暗示。”11

英格丽的选择，尼克的梅赛德斯和艾略特的独木舟

认知失调理论所能解释的要远远超过“人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具有非理性”的观点。它还可以揭示，为什么人们在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后会产生偏见。12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他那部颇具启发性的著作《哈佛幸福课》一书中，请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在影片《卡萨布兰卡》的结尾，英格丽·褒曼没有满怀爱国之心地回归她那位反纳粹的丈夫，而是与汉弗莱·博加特一起留在摩洛哥，故事会如何发展？她会对此感到遗憾吗？就像博加特用悲伤的语气对她讲的：“（这种遗憾）或许不在今天，不在明天，但会在不久后，你会在余生中感受到它。”或者说，她会因为自己离开博加特而永远感到遗憾吗？吉尔伯特摆出了大量的资料来证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从长远看来任何一种选择都会让她感到幸福。博加特的说法尽管很有说服力，但却是错误的。失调理论为我们道出了其中的奥妙：英格丽会寻找理由为自己所做出的任何一种选择进行辩护，同时她也会寻找理由为自己没有做出另外一种选择而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