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札民·维尔柯米尔斯基也就是布鲁诺·格罗斯让，4岁前一直被送往各处，居无定所，他母亲只是偶尔来看他，后来母亲彻底抛弃了他，把他送到儿童福利院，直到被道瑟科夫妇领养。成年之后，维尔柯米尔斯基认为自己童年的经历或许是他出现问题的根源，也许的确如此。一个通常的故事模式是：一个没有抚养能力的单身母亲所生的孩子，最后被善良的正常夫妇收养，但这样一个故事在解释他的问题时并不充分。假如他不是被收养而是在战后获救，在孤儿院里同一个叫布鲁诺·格罗斯让的孩子进行了调换，情况又会怎样呢？“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吗？”他的传记作家说，“是否会有一种惊恐感突然袭上他的心头？或者，他的后脑是否遭受过撞击并在他的前额留下创疤？或者，他是否被持续不断的噩梦所折磨？”17

还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惊恐不过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正常反应。每个人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伤害。事实上，维尔柯米尔斯基的儿子也在同样的情景中受到过同样的创伤，这就为谜题带来了真实的答案。噩梦对普通人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令人惊讶的是，噩梦并不是亲身经历的必然反映。一些受过精神创伤的成人和孩子不一定会做这样的噩梦，但是没有受过创伤的人倒是会做噩梦。

然而，维尔柯米尔斯基对这些解释并不感兴趣。在探索生命价值的过程中，他已经从试图在早期经历中寻找导致出现症状的真实原因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首先，他对那些留下创伤的经历是没有真实记忆的，他越沉溺于回忆中，就越难解释他以往的经历。他开始阅读大量有关大屠杀的书籍，包括幸存者的叙述。他开始认同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在38岁那年，他遇到了厄里苏尔·伯恩斯坦，一位居住在苏黎世的以色列心理学家，他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厄里苏尔·伯恩斯坦建议他回到自己过去曾经到过的地方旅游。

循着自己的记忆，维尔柯米尔斯基和他的一群朋友前往马伊达内克旅游，其中也有伯恩斯坦。他们到达时，维尔柯米尔斯基哭着说：“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儿童被隔离的地方！”朋友们拜访了集中营档案馆的历史学家，当维尔柯米尔斯基问起有关儿童隔离室的事情时，这些历史学家们感到好笑。他们说，当时很小的孩子如果没有死亡，就会被杀死；其实，纳粹并没有在特别的营房里设置托儿所，所以维尔柯米尔斯基的记忆是错误的。维尔柯米尔斯基在探寻自己身份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难以回头：因为证据表明他是错的。于是为了减少失调，他拒绝再与那些历史学家见面。“这些历史学家让我看起来很无知，这种做法真的很令人讨厌，”他对米契勒说，“从那时起，我认识到我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记忆，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从来就没有孩子们的位置。”18

接下来，维尔柯米尔斯基通过接受治疗来缓解他的噩梦、恐惧以及所有创伤。他找到了一位名叫莫妮卡·玛塔的精神分析师为他治疗。玛塔为他解梦，并且采用了诸如画图和其他一些增强“对身体的情感意识”的方法。玛塔建议他把回忆起来的东西写下来，因为人们总能记得受到伤害的隐密经历。写下来的确是有好处的，因为通过记录，能够使患者更清晰地回忆起他的过去，从而找到问题根源。19而对那些试图记起不曾发生过的事情的人而言，通过记录、分析梦境、画图等精神治疗师常用的方法，能够迅速地将他们的想象和现实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