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大多数对早年遭遇出现错误记忆的人（例如，那些相信自己曾被外星人绑架的人），特别希望为自己的新解释辩护并将它们维持下去。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名叫霍莉·雷梦娜的年轻女士的故事，她在进入大学一年之后因为抑郁症和厌食症而接受治疗。她的治疗师告诉她，这种症状是儿童时期遭受性虐待的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霍莉否认性虐待曾经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过了一段时间，在治疗师的要求和精神医师的协助下，她被注射了阿米妥（通常被误称为“吐真药”），霍莉逐渐回忆起自己在5岁到16岁期间多次被自己的父亲强奸，而且她的父亲还强迫她与家里的狗发生性关系。霍莉的父亲被气坏了，他以治疗不当以及“植入并强化了自己对霍莉进行猥亵的错误记忆”为由，起诉了那位治疗专家。陪审团对此表示同意，判她的父亲无罪，判治疗者有罪。37

这一判决将霍莉置于一种失调的状态，她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解决失调：她可以接受判决，认识到自己的记忆是错误的，请求父亲的谅解，试着挽回由于她的控告而导致破裂的家庭关系。或者，她可以以判决不公正为由拒绝接受判决结果，比以往更加相信父亲对自己实施过性虐待，继续接受康复治疗。显然，后一种方式对她而言是更容易做出的选择，因为她需要为自己的起诉给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所带来的伤害辩护。改变她的想法就像让轮船在一条狭窄的河道里掉头一样困难，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机会来进行这种操作，而维持原状会更容易一些。事实的确如此，霍莉·雷梦娜不仅强烈拒绝接受判决结果，而且决定进研究生院学习并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后来我们听说，她鼓励自己的一些病人恢复儿时所受虐待的记忆。

不过，也不时会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尽管这类真相往往会阻碍自我辩护。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要用一种全新的、怀疑的目光，来看待生活中那些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记忆——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它的合理性，而不管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失调。例如，在作家玛丽·卡尔的整个成年生活里，她都保存着这样一段记忆：当她还是一个天真的少女时，自己的父亲如何将她遗弃。这段记忆让她觉得自己是在父亲的忽视下英勇地活了下来。但是当她动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她意识到这个故事可能并不真实。

“只有通过研究实际发生的事件并对自己的动机进行反思，深藏在心底的复杂真相才会从黑暗中显现出来。”她写道。

但是，一位回忆录作者如何从虚假的事件中发现自己生活的真相呢？在某一处，我写到一幕分别的场景：我那个酗酒的、莽撞的父亲，在我处于青春期的时候被保释出来。当我搜寻10岁左右的记忆来证明这一切时，得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故事：我的父亲仍然在按时叫我起床，给我做早饭，约我去打猎、钓鱼。我是可以对他说“不”的人。我将他留在了一群来自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毒品贩子手里，然后自己去上了大学。

这个真相远比我一开始自以为的卡通人物般的自我形象让人难过得多。如果放弃自己的假设，相信我的故事来自自己从来无法克服的障碍——将自己视为难以忍受的残酷条件下英勇的幸存者，我可能一直搞不清实际发生的一切。这也正是在讲出“上帝与真理同在”时，我想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