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1–1 时间偏好和储蓄

我们对未来收益的折现程度（即时间偏好）必然会显著影响储蓄倾向。偏好即期消费会减弱储蓄倾向，反之，偏好为退休生活储蓄则会减弱消费倾向。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时间偏好并不对储蓄率发挥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后期以前，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必须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使我们有着先天的储蓄倾向，也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用于储蓄。

例如，西欧国家的人口总数在1000~1820年仅能以每年0.2%的速率递增，此前的1 000年更是完全停滞。只有在创新和生产率进步把人们从长期饥饿的威胁中解放出来以后，时间偏好才能表现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用力。例如，自1880年以来，美国的私人总储蓄率一直相当稳定，基本上占GDP的10%~20%。国内总储蓄率的平均值略高，其变化趋势参见附录图9–4，从中可以看到，自1834年以来这一比率快速提高。

储蓄反映的是对消费的克制程度，投资反映的则是有多少储蓄被用于某些特定类型的资产。专栏9–3将讨论，从历史来看，储蓄和投资是对同一类交易在事后的不同测度。

文化反映着一个国家的节制程度。按理性做事的人会在年轻时会注重储蓄，为退休后的开销做准备。当然要注意，“退休”是20世纪后才出现的现象。很多人未能做到这一点，则反映着我们身上那些不够理性的心理倾向。

在美国，令人惊讶的是，私人储蓄率如何能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内表现得如此稳定。从无风险实际利率的历史数据的长期稳定表现来看，时间偏好显然是非常稳定的，这无疑会给人们愿意用于储蓄的收入比例设置了一个上限（如果他们有储蓄能力的话）。但只有人类智慧将生产率提高到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以上，时间偏好才能真正成为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众行为

我们观察到，人们普遍具有跟随或模仿某种类型的领袖的习惯，其背后的动因是大多数人需要在情感上和现实中通过加入群体而获得安全感。这种特性应该是仅次于恐惧的另外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倾向，也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从众行为会让我们的注意力脱离市场现实，更多地去关注其他人的看法，从而放大投机和商业周期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发明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以描述这种紧跟式的互相攀比的消费现象。7,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