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自己看清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不论对错，他们都要争夺领导地位。政治派系和党派由此兴起，并产生了最高领导人，有时还控制了军事权。至少在民主社会，不管选出来的领导人是好是坏，他们都会受到从众行为的深刻影响。

缺乏此类垂直领导体系的社会团体很少能兴旺发达起来，但通过严格的意见统一来进行集体决策的社群，尤其是那些试图共同控制收入和财富的公社式群体，又几乎总会瓦解。人们具有通过情感纽带结成更大群体的倾向，但如果这种结合需要确立等级秩序或者用平均方式分配收入，就会与人类先天的自我中心本性发生冲突，进而走向崩溃。我们的竞争倾向导致领导地位始终处于争夺之中，从而破坏公社式的社会制度。

任何社会的人们都希望在各种组织中提高自己的相对地位。即便那些自以为不受其他人观点影响的人，也会遵守社会的习俗和文化。例如，无论爱因斯坦多么聪明，他也遵从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规范。就连我所知道的最具有独立精神的人——艾恩·兰德（Ayn Rand），也恪守以前的很多烦琐的着装习惯。

依赖倾向

相互依赖的需要促使我们在同类人群中寻找友谊和认可。几乎所有人都选择过群体生活，通过友谊和分工来获益，而不是做自给自足的隐士。13当然，如果不是拥有内在的生物繁殖本能，我们本来也不会存在。然而这种依赖感从定义上来说必然将求助者置于长期不确定的处境。为减轻不确定性，人们先天的自我价值感会被激发，并且向权威发起挑战。我们的本性还要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各种形式的依赖是必要的，但未必是令人愉快的状态。在成人严格看护下的儿童经常会反抗父母的控制。在极端情况下，许多少年会在某些时候离家出走以寻求独立，只是在发现对父母的依赖大于现实独立之后才不得不回来。

互动倾向

时间偏好加上风险厌恶与从众行为，主宰着所有收益资产的定价，也从19世纪开始一直决定着家庭收入用于长期储蓄的比例。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基准点由时间偏好确定，然后根据经济体中储蓄与投资的消长以及金融中介化的程度形成波动。债券收益从两个维度反映着风险厌恶水平：信用评级和期限长短。从众行为经常会扭曲人们对风险厌恶的判断，使其趋向于群体的平均值，例如其他投资者、家庭或者研究者的判断。股票价格可以理解为每股股票未来预期收益的总和，再以某个折现率换算后的结果。这一折现率是投资者持有该项风险资产时所要求的回报率。股票溢价则是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减去无风险资产的实际回报率（即时间偏好的替代指标）之后的部分。房地产租金收入的资本化水平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