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预测和政策制定有关的一个障碍是，我们需要提前识别哪些类型的资产或市场可能变得“有毒”并引发危机。正如许多评论家回顾的那样，与2007年相比，次级证券在21世纪前几年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恶化为有毒资产的趋势。例如，2005年发行的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AAA级综合担保债务凭证（CDO）直到2007年中期的出价依然保持了票面值，甚至到危机爆发前的出价都超过票面值的90%。但截至2009年3月，在危机爆发后6个月，其价格跌至票面值的60%。14

与所有资产管理者一样，银行家也试图防止高杠杆率的投资组合中出现关联资产过分集中的现象，以避免这些资产同时贬值的风险。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这样的资产集中现象（如集中在证券化抵押贷款）又的确出现在很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因为当时自以为了解情况的银行家们判断，这些购入资产足够优质，可以承受杠杆融资。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事后才能真正发现哪些是优质资产，哪些是劣质资产。证券化操作带来了财务状况健康的错觉，把大量看似分散的抵押贷款捆绑起来，其风险性似乎比每个单笔抵押贷款业务要小得多。但问题在于，如果所有这些抵押贷款都受到同一种宏观经济冲击事件（如房价下跌）的影响，投资者最终会发现，与当初的判断相比，其风险程度更高而分散程度更低。

我的经验表明，监管者并不比投资产品发行者更有能力做出此类判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长期以来的主张是，监管者应该放手让银行购买它们自己选择的任何产品（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但要求银行有较大数额的一般性股本准备金，作为应对可能发生但难以预先识别的损失的储备。15本书第五章将会证明，如果监管体制高度依赖监管者对自己监管的投资组合未来信用评级的预测，最终几乎都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