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第一是对的。第二，向秀一面改节乃至说出令朝廷“一座皆悦”的“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的违心话，罗氏认为这“好比一个打了败仗的俘虏，在得胜者扬扬得意地嘲弄中蒙受耻辱”。（其实，一个或几个喝酒、赋诗、弹琴、谈玄的向秀，与垄断了一切军政文经大权的晋王朝，又何曾“打”过“仗”？他们无非是在大的顺民生涯中寻求一点小自由，寻求一点才华与不合时宜、性情与思辨游戏欲的发泄而已。无仗，无胜的丝毫可能，又哪里来的败？）另一方面，他毕竟还可以有创作自由去写《思旧赋》乃至流传至今，这与嵇康受戮前仍然获准奏一曲《广陵散》一样，不也还是有一点“人文精神”，有一点“政策”的吗？

第三，也不必把《思旧赋》看得那么重。如果罗氏之向秀惧祸说能够成立，向秀能不为自己的终于“无咎”而窃喜而庆幸乃至踌躇意满乎？愈是意满，就会愈是感觉到另一方面的失落，乃有思旧之悲。人就是这样顾此失彼、得陇望蜀、自相矛盾的。向秀生是晋王的人，死是晋朝的鬼，不但决无叛意，连“箕山之志”的狷介也表态放弃乃至批判（这种批判中的潜台词就是“别误会”，“小人大大的良民”），剩下几分穷酸、几滴涕泪，秀才人情纸半张，写篇“赋”透露一下也是抚慰乃至混骗一下自己，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当然，过分地自这个角度来观察思忖向秀失图一事，也会绝对化，变成了绝对化的相对主义，于是一切玩世混世欺世堕落便都有了道理。罗氏书中对于西晋王朝建立以后的奢靡、结党营私、“维持刚正的信心的消失”“归附去就，视私利而定”种种，有许多叙述介绍。于是士人心态的主要趋向既不是儒家的成仁取义，也不是老庄的越名教而自然；而是搞什么“士当身名俱泰”。换成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搞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嗜利如命”“求自全”“纵情以自适”“求名”“求仙求佛”，这些都是中国古典式的感官享乐与自我中心、自我推销。魏晋之人的那点“自由”主义在现实的严峻面前一碰，就扭曲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读之可叹。这究竟应该算是一个失落乃至堕落的过程呢，还是一个解构乃至解放、解脱的过程呢？是进了一步还是退了一步呢？思之怃然而又粲然。

经过了士无特操的这么一段，随着政局国事的变化，接下来的是东晋士人的潇洒风流，高情远韵，优雅从容，怡情山水，“摆脱压迫感、紧张感，也摆脱雄心壮志”。他们身上，“找不到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不再是带有叛逆挑战色彩的任诞，而是含蓄节制的中国式的贵族与绅士风度。这样，他们反而实现了与朝廷、与官场、与名教观念的和解，获得了相互的认同。谢安不但是名流，而且是建功立业的高官；王羲之不但是高士，而且是望族。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与精神追求，又有优裕而不恣肆的物质享受，他们实现了一种把高雅与世俗，把标榜自我与舒适随和结合起来的新的境界。

对于士人来说，这似乎绝佳。但罗氏又指出，这实在“是一种狭小的心地的产物，是偏安政局中的一种自慰”。从经世致用的观点看，这样的名士当然也很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