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荒唐的出现绝非偶然(4)

守住中国人的底线 作者:王蒙


这些想法可能都是好的、有伟大价值的,但是,假设的完美毕竟不等于现实的完美,应许的光明也不等于获得的光明。理想的崇高并不等于已经摆脱了昨天的一切阴影,也不等于一定就没有新的阴影。即使日丹诺夫确实是一个党性坚强、才华出众、意志如钢、自以为洞察一切文艺问题的超人,他同样也具有一切凡人所不可能没有的弱点与缺点。他是太自以为是了,他东杀西砍,在苏联文艺界如入无人之境;他高高在上,根本不懂得尊重文艺家与文艺规律;他一切从政治出发,反而忽视了文艺自身;他自我陶醉,把设计的美妙当作现实的美妙来要求作家描写。他的逻辑是:我们的目标这样伟大,我们的理论这样辉煌,我们的精神这样崇高,我们的事业这样壮丽,你们这些狗作家怎么不去好好地、乖乖地去表现我们的伟大、辉煌、壮丽、崇高呢?你们怎么不去五体投地地歌功颂德呢?你们怎么偏偏去写什么讽刺或者爱情呢?你们怎么对旧世界还有怀念情绪呢?你们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已经是无比的美好,你们就是站在了国际资本主义一边,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崇高,你们就是卑微、渺小、腐烂、恶臭的蛆虫……不狠狠地批、狠狠地整,不消灭你们还行?

这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忘记吗?

总之,时过境迁,历史已经得出了结论,日丹诺夫不论主观上怎么样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他带来的是苏联文学的空前浩劫,是扼杀文艺生机与苏联各族人民生机的空前灾难。从最伟大美好的愿望出发,走到了无颜面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的泥坑里。这样一段历史,怎么可能不让人叹息?这样的历史借鉴,怎么能让人等闲视之?

附注:本文的全部资料系王燎同志提供。这些资料是他翻译或经他校改的现成译文。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与《在联共中央召开的音乐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为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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