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岁那年，东边的尼姑庵里办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学，老师来挨家挨户动员，妈妈笑着问：“还在地上爬的要不要？”

老师说：“要。”说着就把名字登记了。

这就开始了我漫长的学历。

我去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在灯前坐了很久。

桌上放着一只新缝的小书包，一顶新编的小草帽，这都是邻居送的。在书包和草帽边上，放着一方磨好了墨的砚台，砚台上搁着一支毛笔。一页已经开了头的信笺，摊在桌边。

妈妈本想把我上学的消息告诉爸爸，但一落笔，却觉得分量很重。

这个学校与上海的学校完全不同，不但校舍是破旧的尼姑庵，而且听说几个教师也只有小学水准。妈妈惊恐地想，当年结婚时决定在乡下安家，余、朱两家居然谁也没有考虑到这最冒险的一步。

妈妈握着毛笔在砚台上舔了几次墨，还不知如何下笔。最后，她像是横下了心，抓过那顶小草帽，在帽檐上写下四个大字：“秋雨上学”。

第二天早晨我戴着草帽去上学的时候，妈妈本想搀着我去，因为我毕竟只有四岁，而去学校的路并不近，要穿过村舍、农田和两条河。但是，祖母拉了拉妈妈的衣襟说：“不，让他自己走去。”

每天晚上，妈妈还是在给乡亲们读信、写信。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又要记劳动工分、算账了。

因此，我家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每条长凳上都挤坐着三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满了。灯火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在桌上一抖一抖。全屋的人都围着灯前一个二十出头的短发女子，而这些人自己却都成了黑影。黑影显得十分高大，似乎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