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领导，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等一个说法，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

“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不，都不是。主要是你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这里的文化管理体制。正好，又遇到了我的事情。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

妻子没有反驳。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只差了几步。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现在，大多数笑脸都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

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

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