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过秦论》中主张：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罪犯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罪犯以改过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修养品行，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就都归附了。这种思想，刘邦也很容易采纳。想当初，刘邦好歹也是个秦朝小吏。要不是因为秦法太严，他很可能不会释放刑徒而逃匿，也很可能不会跟随造反，更可能不会取秦朝的天下。因此，他早在攻入咸阳之时，便废除秦朝的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平定天下后，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文景之治”期间，继续实行一系列约法省刑措施，如公元前179年废除诽谤、妖言法。公元前156年五月出台《减笞法》。将肉刑改为笞打，总体看更仁道，可是有些犯人被打三五百板就给打死，等于反而加重。于是，刘启又把打板的数量减轻，原来罪当笞500板的减为300，300减为200。公元前144年四月出台《再减笞法》与《定菙令》。此前笞刑虽已减轻，但被笞者仍然难有完肤，于是再将罪当笞300板的减为200，200减为100。同时明文规定：笞用竹长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竹节一律削平。笞的部位为臂部，不再笞背。一罪刑毕，才能更换行刑者。最让我感动的是：公元前167年五月发生一起“医闹”事件，临淄医生淳于意给人治病，病人死了，家属告他治错病，当地官府判他“肉刑”（即在脸上刺字、割鼻、砍足等），要押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叫缇萦。缇萦悲愤之余，主动要求陪父亲上长安。她托人写了一份奏章，说：“我父亲犯了罪，被判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还为天下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残废，割去鼻子不能再接上，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我情愿被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刘恒看了，十分同情，觉得有理，从此把肉刑改为打板子。

对刘恒废除肉刑，后世有许多评说，大多认为在中国法制史上意义重大，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文明阶段的标志。

约法省刑结果不是纵容犯罪，而是减少犯罪，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秦时有车裂、连坐、灭三族等酷刑峻法，每年犯罪的人不下百万。而刘恒时期，一年判重罪总计不过40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