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中国北部大区出现了更大的居住地，其中最大、最著名的两个位于河南：郑州的二里岗类型遗址最早发掘于20世纪50年代，西面偃师的尸乡沟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面积发掘。这些有围墙的遗址分别占地2.5平方公里和1.9平方公里，郑州遗址的城墙一部分埋于明代城墙之下，但商代的更长，基本呈方形的平面每边长1700—1900米。城墙用夯土层建造，有些地段仍余9米残高（见专题2-1“夯土建筑”），墙基宽至20米有余。尸乡沟遗址的城墙是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约1700米，东西宽至1200米。尽管该墙基有的段落与郑州遗址的墙基同宽，但目前其残高不足3米。两处城墙都有一定数量作为城门的缺口，城门之内有道路痕迹。

这些遗址可称为“城市”，现代汉语的“城市”即使用了高大围墙的字符“城”，其引申义来自城墙作为重要遗址防御手段的关键作用。城墙分隔了内与外，城门控制进出，宫殿和官衙通常位于城墙内。即便将这些有围墙的遗址等同于古代城市，我们尚未确定其身份。它们是商代早期都城、祭祀中心，或军事重镇？目前，材料显示遗址间可能存在等级关系，与郑州和尸乡沟遗址同时期的较小的有围墙遗址发现于山西（古城）、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和四川（三星堆），这些遗址的地位取决于其实际功用。根据千年后周代的界定，有祖庙的城邑为“都”。这些遗址中的一部分，无论大小，可能是王族血统的所在地，而其他遗址应该作为拱卫京畿的前哨，控制疆域、资源和交通路线。

大城邑的统治者，无论王侯，在庭院建筑中行使权威，这是后世宫殿、庙宇的前身。据古文献记载，“庭”作为礼仪和集会的场所，迎合统治者及其臣属的需要。现代学者称这些建筑群体为“宫—殿”，以表示其多重角色以及统治者的多元身份。殿堂，高台上有大屋顶的建筑，居于庭院中心，是礼仪活动的舞台。通常带回廊的围墙划定了庭院的空间，尤其是主殿堂前的广场，古文献中记载统治者在此向臣属发号施令。带屋顶的门房控制进出，位于主殿对面，决定了中轴线。通常，庭院是中轴对称的，轴线朝北，入口在南。围墙和门房将庭院内的空间和活动与周边环境分隔开来，内部是禁区，因而也是神秘的。这种空间产生的神秘氛围笼罩着几乎所有后世中国建筑群，无论是世俗性的还是宗教性的。

目前所知的两个最早宫室建筑仅存位于二里头遗址的地基（图2-2）。其中，较大的一处建于约100米见方的夯土台地上，轴线沿磁针所指的北方。主殿位于宽大的长方形夯土台上，正面朝南。遗憾的是，遗址表面已无残留，其细节有待推测。较小的一处遗址（仅70米×60米）在各方面都保存得更好，显示了更多有关殿堂、门房和围墙的信息。主殿由三间木骨泥墙房屋构成，周边的一圈柱穴表明曾存在四面斜坡屋顶或挑出的屋檐。庭院的门址由中央通道和两间侧室（卫室）构成，庭院周边的夯土墙内侧有回廊。二里头遗址总共可能有数十处此类建筑，如果它们是祖庙，那么该遗址即为都城。但不像郑州和尸乡沟，二里头遗址没有厚重的围墙或其他封闭特征。考虑到邻近的尸乡沟遗址，二里头可能是与此类更大遗址相联的祭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