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成本收益是很容易计算的——结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既然高价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原来就卖得很少，那么允许非洲搭上世界药品创新的便车，将不会造成制药公司利润的大幅降低，也很少或根本不会影响研究投资。比如，1999年的时候，葛兰素威康公司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销售额只占其全部4.54亿美元销售收入的10%。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其他地区的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什么直接成本。但是，如果树立了一个先例，导致其他药物的专利也被践踏，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的开端效应，会带来一种间接成本。还有，把廉价药品走私回西方国家，会从根本上动摇制药公司的定价。但是，挽救或者延长许多生命所带来的收益毕竟是无法估量的。除非有人执着地相信知识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贫穷国家规避知识产权所产生的收益肯定将超过其成本。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令是一项应付危机的措施，这一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刚开始，美国政府并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在制药公司慷慨的政治游说之下，它倒向了产业界一边。克林顿政府以贸易制裁威胁那些仿制药品的国家，美国国会也威胁说，要减少援助。1999年，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在一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美国政府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在积极、一致地努力说服南非政府撤销或修订它的药品专利权法律”。美国还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递交了一份对巴西的控诉，指责巴西政府允许当地公司仿制其他公司的专利药品，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

然而，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慈善组织抓住契机，引导了公众舆论。报纸上经常报道艾滋病患者的苦难，积极分子还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早期阶段，他们对参加竞选的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穷追不舍，大声质疑他的演讲。一个社会团体还在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总部门口搭建了“垂死舞台”，布置了墓碑的模型，在身体上涂上白灰，并且打出“让每个国家都用上药品”的标语。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部分股东出于对这一事件本身的考虑，以及出于对公司的公众形象影响股价的担心，也发起了一场运动，以降低自己的药品在贫穷国家的销售价格。由于这样一个广泛的公众压力，到2001年为止，在公共卫生专家向世界发出贫穷国家即将爆发艾滋病危机的警告10年之后，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

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不再对撤销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制裁。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设立了专项基金。欧盟提出了一个两部分的计划：梯级定价，降低贫穷国家的药品价格；改革国际专利规则，让贫穷国家更容易进口仿制药品。私人慈善事业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夫妇创办了全球儿童疫苗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免疫事业负担成本。当然，投资总额依然不足，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测算，还有数百亿美元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