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任何关于未来的文字都有可能失误，因为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关于现在，我们很清楚哪些东西我们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宣言中，最为出色的都是谴责现实的部分。至于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

如果经久不衰的《共产党宣言》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创造性艺术领域中的宣言就更是如此。有一次，我在夜总会里听一位美国爵士乐手说：“我的工具不是文字。”他代表了一大批艺术家。即使是诗人这种使用文字的艺术家，哪怕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创作也并不遵循“先思考，再写作”的程式，而是遵循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无法控制的过程。以我之见，这就是概念艺术的问题所在。在智力层面上，概念艺术的概念通常乏味无趣，除非可以看作玩笑，像杜尚的小便器，或者在我看来好玩得多的保罗·克利的作品。

所以，弄明白大部分艺术宣言的真正意图是很费力泄气的事情，除非把它们看作表演。但即使那样，它们通过俏皮话或笑话表达也比正经严肃的形式来得有效。达达派那种滑稽说笑演员的风格至今仍然为许多宣言所采纳，原因就在于：它的幽默既好笑，又是黑色的；而且，和超现实主义一样，它不需要解释，任凭想象力尽情发挥，毕竟，想象力是一切创作的基础。另外归根结底，不管餐馆的菜单吹得如何天花乱坠，布丁的味道还是要吃了以后才知道。

这就是艺术创造者比他们的宣言更成功的地方。我在《极端的年代》中写道：“卓越的时装设计师以其不善于分析而著称，但他们有时能比专业的时尚预测家更准确地预见将来的时尚，这是历史上最费解的问题之一，对研究艺术史的人来说，也是最中心的问题之一。”我现在仍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回顾1914年之前最后一个十年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许多内容都预见到了1914年之后资产阶级文明的崩溃。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波普艺术认识到了福特式经济以及大众消费社会的含义，因此也看到旧有的视觉艺术必然退位。谁知道呢，50年后的学者在写到我们现在资本主义危机时刻的艺术或号称艺术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评论，也许会转回头去寻求西方的丰富文明。在灵魂和市场之间，个人和集体创作之间，甚至在可以辨识的人类创作和淹没了这些创作的技术以及互联网无所不包的噪音之间，艺术都是在走钢丝，像那部出色的半纪录片《走钢丝的人》，但比电影里面艰难得多。总的来说，晚期资本主义给有创造力的人提供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好生活，但所幸没有使他们对自己的境况或社会感到心满意足而不思进取。2060年的史学家从过去30年的文化产品中会看出什么对未来的预见呢？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一定会有人就此发表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