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为2002年奥尔德堡音乐节上的赫西演讲（Hesse Lecture）。

我先讲一个故事，它说明了今天政治和文化之间常存却又不明显的关系。法国有一家雄心勃勃的大公司，从原来的自来水公司发展为电影、音乐和媒体业的国际巨头，给自己起了一个有意不具任何意思的名字叫维旺迪（Vivendi）。2002年4月的一天，公司老板解雇了旗下的法国收费电视台CanalPlus（法国新频道电视台）的董事长。当时正值法国总统大选在即，此举引起了所有主要候选人异口同声的批评。法国许多著名的演员、制片人和导演也加入声讨。维旺迪的老板梅西耶先生是精明的生意人，他注重的是公司业务的底线，而CanalPlus一直在亏损。对他来说不幸的是，CanalPlus电视台在法国得到经营特许的条件是把它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补贴法国的电影制作。没有补贴，法国就拍不了电影。从法国文化的角度来看，或至少从用法文进行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换言之，在今天的世界上，除非规定只有按全球化市场的标准能够自立的文化才能生产文化产品，否则就必须用别的办法来为在市场上无竞争力的文化生产助一臂之力。政治显然是推手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一个。

这就是21世纪之初“文化”和政治博奕中的两个玩家——政治和市场。它们决定着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资方式：是基本靠市场，还是靠补贴。提供补贴与否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决定。不过，还有第三个玩家，它决定什么可以生产，什么应当或不应当生产；姑且称它为“道德机制”。它既有否定的作用，如界定和压制不被允许的东西，也有肯定的作用，如弘扬好的东西。这实质上是政治的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力）。原则上市场只看什么赚钱，什么不赚钱，不管什么该卖，什么不该卖。在这里我不打算谈政治或道德正确性，虽然它不仅限于专制国家、教会，以及其他把僵化排他的正统思想强加于人的制度。所幸的是，今天这样的情形比起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来少得多了。最疯狂的极端正统的例子就是在阿富汗禁止世俗音乐，大肆破坏佛像的塔利班；随着不久前它的下台，极端的正统教条也许已成为历史。然而，对一些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题目或政治问题发表“政治不正确”的意见并非没有风险。在几个非常民主的国家中，有些话题仍然完全不能公开辩论，有些问题原来解禁了，现在又重新成为不能碰的禁忌。

那么，博奕中的三个玩家就是：市场、政治权力和道德要求。现在让我们像政治家声称自己的话被误引的时候常说的，“结合恰当的背景来看待它们”。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政治和文化（此次演讲中的文化指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同政治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出有两个分别。

第一，在科学的基础研究中，市场从来没有，今天仍然不能取代非营利资助。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科学的一些核心领域的研究耗资巨大，没有哪个私人机构会对它们投资以求赢利，核能物理即为一例，而且也因为推动进步的根本力量是纯科学研究，不是应用科学研究。纯科学研究的结果无法事先得知，经济效益更是难以预测。这并非说出于严格非营利动机的纯科学研究有朝一日不会产生利润丰厚的成果，但这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