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化在国内政治中排名并不靠前，但它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选民如果就品味和道德问题持有强烈意见，领导人会予以重视，但从全国范围看，重视的程度比以前差多了。当然，艺术和高等文化一直备受尊敬。它们在社会上和国际上都是地位尊贵的标志，各国精英趋之若鹜。美国没有公共荣誉的国家等级制，于是，给文化捐款一直是超级富豪通往社会顶点之路，更甚于给教育捐款。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若能进入大都会歌剧院或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会，那才算在纽约高层社交界真正站住了脚。在多数其他发达国家，艺术一贯享有得到公共援助的权利。由于文化旅游业的爆炸性增长，艺术现在成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资产，可以以此来争取官方的财力支持。最近，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在这方面就大获成功。因此，政府和领导人对于文化事业仍然给予注意和推崇，并愿意为它花一些钱——就是最好别花纳税人的钱。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唯一有意思的文化是产品或服务能盈利的文化。当然，我们要跟上时代，不能墨守成规。在文化领域中，当代的“市场”概念，即一味在全球寻找最大利润这个概念，还是新事物。仅仅几十年前，艺术哪怕是对投资者或交易商这些用它牟利的人来说，也与别的产品迥然不同。交易艺术品，出版书籍，出资上演新戏或组织一个伟大的管弦乐团进行国际巡回演出，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它们比销售女用内衣利润更高。杜维恩、卡恩韦勒、克诺普夫、伽利马尔不会改行去做五金生意，即使它比艺术品生意或出版业更有利可图。另外，所有企业都必须达到一个单一的普遍利润率，这个概念也是全球化自由市场的新概念，正如不想破产就得无限增长的概念一样。

我对写作相对比较了解，请允许我举个文学的例子。过去的1/4世纪发生了大量的合并和收购，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归入了某个媒体公司或别的公司。年代最久的私人出版社，出版过拜伦著作的约翰·默里公司也终于被收购了。过去，出版商理想的状况是有很多重版书做后盾，他出版的书数量不多，利润也不高，肯定比今天公司会计师要求的利润率低很多，但他已经很满意；现在可没有这种事了。有一次，一个美国人从法兰克福书展回来后告诉我：“我买了供我看一年的外国书，只花了够买两辆豪华车的钱。”反之，我另一位朋友从来不想写畅销书，他的小说只有一本拍成了电影。多年来，他靠给几千个固定的读者定期写智慧型的小说朴素度日，直到有一天出版商拒绝了他新写好的小说，说现在需要效益更好的书。当然，这对文学整体来说不见得是件坏事。英国出版的书目不断增多，没有理由认为其中好书的比例有所下降。在一些国家中，包括英国，书籍销售量仍然在上升，虽然这不是典型的情况。

我那位作家朋友的遭遇当然很不幸，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中，文化产业已经成了财源滚滚的生意。除了好莱坞的大亨以外，从未有人想到过文化居然如此有利可图。这里面一个特别的原因是今天推动经济进步的动力正好也是艺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信息、形象和声响传播手段的革命。另一方面，不仅艺术商，而且艺术的首要生产者也学会了利润最大化这一游戏规则。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极少数人意识到有些艺术和职业体育运动一样有利可图，甚至可能一本万利，于是代理人这个行当应运而生。代理人代表艺术家去和出版商、电影公司或唱片公司打交道；不是那么大牌，没有自己的代理人的艺术家有作者授权和版权协会，现在这个协会为作者争取到了复印版权，表演权协会也一直在为音乐家争取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