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专门性市场，比如当代创新音乐市场，发展了替代或补充机制以求生存。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兴起的专门音乐节的巡回举办。在这方面，专门音乐和听众比古典音乐爱好者人数还少的爵士乐非常相似。这两个市场得以维持至今，自然与听众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密不可分。不过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期间和自那以来为艺术建造的巨大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大量的公共补贴或私人赞助，或二者的某种结合，是绝对无法维持的，可能只有商业剧院除外。想想英国的音乐厅，或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电影这种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的艺术建造的众多巨型电影院。它们的遭遇如何呢？大部分如今已不复存在，有的转作他用，比如变成了宾果游戏厅。关闭邮局，但维持大教堂（不是小教堂）和博物馆，这是政治决定；同样，任由霍尔博恩的希波德罗姆剧院自生自灭，却同时在各郡兴建市级剧院，这也是政治决定。

我要强调，这是某些视觉艺术和音乐艺术的特有问题，不是一般性问题。本书其他地方，特别是第十五章，讨论了这方面的原因。这个问题不适用于旧有艺术中的文学和建筑学，也不适用于20世纪发展起来的，以录像和机械录制声响为基础的大众艺术。然而，即使对那些艺术来说，补贴或照顾性的特殊安排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建筑设计家身上特别明显，因为给他们带来荣誉，使他们青史留名的工程主要是由非营利的组织出资建造的。另外，在好莱坞的全球垄断面前，各国的电影业也处于同一境地，只印度和日本除外。

也是由于非市场的决定，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仍在出版，大量好的新作品得到了发表，尽管它们永远也达不到会计师所要求的盈利标准。在社会主义之后的东欧，严肃的学术写作得以继续，这主要归功于乔治·索罗斯的各个基金会的出色工作。在西方，一位作者的书若是有幸被选中收入中学或大学教材并成为考试的一部分，那他就发达了，出版商就能把相关的书多次重印再版。至少在英语世界里，高等教育学府的大量涌现无意中成了对有艺术创造才能的人的隐性补贴，尤其是市场反响不热烈的艺术：画家的生活主要靠在艺术院校当老师而获取的薪酬；作家的收入来自教授文学或“创造性写作”；漫游各处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和其他文化柱石时常在大专院校“驻校”一两个学期。怪不得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和美国出现了小说的一个新分支，即描述老师而不是学生的命运起伏的“校园小说”。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可能是这一体裁中的第一部小说，也绝对是最滑稽的一部。

好吧。公共补贴和/或私人赞助是文化事业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如此。既然西方世界不缺钱，多元主义又意味着哪怕是在同一个国家内，也不能只由一个机构决定给谁补贴，不给谁补贴，那么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认为还是有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东欧发生的事情表明，如果资助艺术和文化的巨大体系垮台，被市场型社会取而代之，或仍由国家负责，但国家的财政捉襟见肘，所能提供的资助只及过去的一个零头，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想想俄罗斯那些伟大的歌剧院和芭蕾舞团，还有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困境，就会对此了然于心！这样的情况在英国是不会发生的，但就连富裕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一心减税的政府，也没有太多的资金拨给文化事业。大卫·霍克尼和达米恩·赫斯特刚提出要求，要求多建新的博物馆。但为什么偏要建博物馆而不是方便公众的设施呢？而且毕尔巴鄂美术馆和利伯斯金（Libeskind）的作品已经表明，新博物馆的吸引人之处是建筑本身，并不是里面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