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大利到北欧的银行家之间形成的这种联合终于控制了国家，它能够使得欠债不还的国王受到各地银行家的一致抵制—无论到哪里都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与此同时，银行家们还会投资于那些赖账者们的竞争对手，通过他们的鞭子对“赖账者”、无信用者做出惩罚。

自16 世纪开始，由于战争融资的需求，金融家这个阶级、金融这个领域逐步从传统的高利贷者中分离出来，并且一改高利贷者令人不齿的容颜，而早在1 000 年前的欧洲，以国王财产为抵押融资已经是一项严肃的职业、一项命运攸关的国务活动，一个使得大国崛起、小国灭绝的金融武器了。尽管中世纪欧洲城市里的高利贷者并没有像今天的国际投行那样，标榜自己从事的是人间最高尚的千秋伟业，但从那时起，金融家已经开始骑在了国王的头上，成为实际上统治欧洲的“绝对权力”。

十字军运动只是为欧洲后来的崛起准备了一些条件，比如，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在十字军运动中，欧洲第一批军商合一的手工业城市在意大利诞生了，它们处在通海口岸，因为是十字军军需转运地，并由于银行家支配了海军，所以发了些毛毛雨的财，但在那里，经营远程贸易、货物抵押和汇票的金融业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了。

而欧洲第二次崛起走的路子是继续革命，即还是继续走“革别人的命”的道路。不过这一次，十字军运动变成了民族国家运动，它的组织者也由教会变成了一系列制度创制，说是“一系列”，其实也就是马克思说到的那五个：殖民制度、战争国债制度、国际信用制度、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

这一次，欧洲通过“有组织的暴力”谋发展的路径并没有变，走出去“革别人的命”的思路也没有变，但是“革命”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暴力”由十字军（组织起来的流浪汉）暴力变成了国家暴力（殖民主义），暴力的组织者则由教会变成了上述五个“伟大的制度创新”，特别是以“国际信用制度”为基础的跨国金融制度这个创制。

这一次，它的革命终于成功了，西方的大国也就此崛起了。

马克思深刻地概括了西方大国崛起的历程及其根源，他说：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 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