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这一节里有个注，这个注就是对埃德蒙·伯克—这位自由主义者们的前辈进行讽刺和挖苦的。马克思说：

《评论家期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当然，这也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他引用19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约·登宁的话。

马克思说，正像世界市场是暴力的产物一样，古典经济学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暴力进程中形成的一门肮脏的、杀人越货的学问。但是，对于世界历史天真的、“田园牧歌式”的理解却是古典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缺陷，经济学家们似乎天生不懂历史，他们似乎不知道《罗马法》中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里的私有财产正是指“奴隶”而非别的什么，因为在日耳曼法律中，奴隶和牛一样充当着罚金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说，第一个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罗马信条的恰恰是林肯领导的美国南北战争，而美国法律中节制政府的条款就深刻地打着反抗蓄奴政府的革命烙印。这就是因为，北美殖民地政府是个彻头彻尾地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政府，而美国的开国元勋包括华盛顿本人在内都是奴隶主。今天，任何一个曾经到华盛顿故居参观过的人，都会一目了然地看到美国的“国父”是如何残酷地支配奴隶为自己劳动的。

经济学家们不知道，对美洲和非洲的殖民是欧洲资本积累的条件，先有美洲和非洲的“发现”，然后才能有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发生，欧洲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欧洲对于世界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列宁后来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但在马克思看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可能有欧洲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感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说的政治无非是国家的政治，而不是“国际政治”，于是，经济学家们就看不到：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了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