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是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他正确地指出，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基石的《国富论》的基本观点基本上都抄袭自伊斯兰学者安萨里的著作《圣学复苏精义》，例如他们二人（斯密和安萨里）都认为分工与交换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础，他们都说“交换是人类理性和言语活动的自然结果”，而且用的例子也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人观察到两只狗交换骨头；他们都讲分工，而用的例子竟然也是完全相同的，即一家制针厂如何用25 道不同工序生产一根针。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在斯密看来，分工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在安萨里看来，分工却是社会合作发展的结果，甚至是共同体社会互助活动的延伸。这正如在欧洲，信用制度演变成了战争国债制度，并使得金融这个领域独立出来，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使银行家骑在了国家的头上，而在伊斯兰，信用制度却只是贸易和商业的仆人。在伊斯兰社会，金融一直是真正的“服务业”，当然，这种事情只有在伊斯兰文明的昌盛时期“曾经”发生过，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那种作为实体经济、市场经济的“仆人”的银行家了，而且恐怕更找不到那种真的作为“服务业”的金融业了。

另外，为现代法兰西制度奠定基础的《拿破仑法典》，基本上抄袭自伊斯兰的《伊玛目马里克法典》，而拿破仑本人差一点儿就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欧洲的金融家集团之所以要发动七次“反法同盟”，必打倒拿破仑而后快，就是因为拿破仑誓言要取消高利贷并彻底整顿欧洲的金融集团。

长期积贫积弱的欧洲正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伟大的中华文明，方才“辩证地转化为”近代的欧洲，从而最终得以熬过了自己“黑暗的中世纪”。但是，欧洲并没有善用其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金融武器，而是通过“耍钱玩弹”坑害世界。只是到了今天，深陷金融危机的欧洲方才开始正视伊斯兰金融遗产的进步之处，方才羞答答地承认：连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基础设施都是由伊斯兰国家投资、中国承包兴建的。2013 年10 月30 日，英国《金融时报》（马克思本人曾是这份报纸的热心读者）发表了一篇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消息：英国准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并按照伊斯兰金融法重新改造欧洲的金融体系。

消息称：

来自100 多个国家的1 000 多名投资者和15 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昨天为第九届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World Islamic Economic Forum ）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