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样的立场，两个党派都想从中世纪的记录中寻找证据。他们都能为自己的立场寻找到足够的证据，但除了自己寻找的这些证据之外，他们固执地无视其他资料。斯图亚特王室的支持者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出王室压迫臣民的先例，圆颅党的拥护者也能易如反掌地找出坚决抵制王权的成功先例。托利党总是从古籍中引用那些关于旧有政权如何卑躬屈膝的描述，这些描述都是从梅因沃林的布道中记载下来的，辉格党则热衷于引用那些关于旧有政权英勇简朴的描述，这些描述依旧回响在布拉德肖的审判席上。一群学者引用大量的证据证明，国王在未得到议会的允许时有权征税。另一群学者则证明，议会有权对国王进行处罚。那些只看到一半证据的人得出结论，金雀花王朝的统治者像土耳其的苏丹那样专制；而只看到另一半证据的人则说，金雀花王朝的统治者像威尼斯的总督一样，手中的权力微乎其微。不过，两种结论都和真实的情况相去甚远。

古时的政府采用的是君主立宪政体，这种政体兴起于中世纪的西欧。虽然这种政体在各国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家族传承的特点。在西欧，这些采用君主制的国家都是从同一个文明帝国中分化出来，又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同样粗鲁好战的部落蹂躏和征服。这些国家还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来抵抗伊斯兰教。他们都和同一座华美壮丽、野心勃勃的教会交流往来，自然而然地采用了相同的政体。这些国家的规章制度部分传承于罗马帝国，部分继承于罗马教会，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古时的德国。每个国家都有君主，久而久之，所有和国王有关的官职都世代相袭。所有的贵族都有头衔，而这些头衔最初只是代表军衔。骑士的尊严和使节的规则也一并通用。所有君主制的国家都授权建立大量的教会，他们的市政组织也享有大量的公民权，如果要通过某些公共法案，必须得到议会上院的赞同。

在这些使用同一规章制度的国家中，英国从一开始就崭露头角。毫无疑问，君主的权力不断膨胀，宗教精神和骑士精神交互影响，提升了君主的尊严，圣洁的油膏在他的头顶倾泻而下。君主将最勇猛高贵的骑士招致麾下，一视同仁，他的人民不可亵渎。君主有权召集国内所有的政治集团召开会议，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解散它们。所有的立法法案的通过必须得到他的应允。君主是政府的最高首脑，是对外交流的唯一途径，是国家陆海军力量的统帅，是正义、仁慈和荣耀的源泉。他可以肆意地管制贸易，铸币与否，度量衡的设定以及集市和港口的开设都在一念之间。君主对神职人员的任免权也不受任何限制，他继承的财产收益以及拥有的经济管理权，已经足以应付日常的政府开销。君主独自占领的封地已经一望无际，他同样还是国内全部土地至高无上的封建领主。在他的王国内，君主还拥有令人敬畏的权力，可以利用这些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骚扰和镇压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可以借花献佛，对于那些深谙其意的人给予赏赐或赠予官职。

虽然君主大权在握，但他的权力还是受到三条重要的宪法原则的制约。这三条原则历史悠久，我们无法说出它们起源于何时。宪法原则经历了若干世纪的自然演变，具有很强的约束力，现在，我们所有的生活规则都要遵循这些原则。

首先，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次，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第三，国王必须根据法律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如果他违反了这些法律，他的顾问和政府代表将代其受过。

任何一个正直的托利党人都不能否定这些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早在五百年前就被当作基本原则确定下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正直的辉格党人也不能断言，他们对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语一清二楚，可以对这些结论追本溯源。中世纪的规章制度不像18世纪或19世纪的法律那样，一个法案一步到位或在一个文件中得到详尽的阐释，只有在文明思辨的年代，一个政体才能系统地构建起来。在粗俗的社会中，行政体系的发展过程类似于诗歌或语言的进化历程，愚昧的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而且这种语言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却没有科学系统的语法，没有名词和动词的概念，词尾的变化、语气、时态和发音也没有相应的名称。愚昧的社会也有自己的诗歌，通常情况下，这些诗歌也充满了雄壮的力量和甜蜜的情谊，但它没有标准的韵律，诗人往往只能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观众的喜好来控制韵律的数量，甚至连诗人自己都不清楚，每行诗歌中包含多少长短格和抑扬格。正如在出现语法之前就出现了修辞、在出现韵律之前就出现了歌词一样，在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限制趋于严密之前，行政体系也会以完美无缺的方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