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之所以如此幸运，应该更多地归功于罗马天主教会还是归功于宗教改革，我们不能妄下结论。在中世纪，神职人员可以对信徒施加重要的影响。由于英国废除了隶农制以及国内种族融合的发展，英国从这种影响中受益匪浅。同时，英国的政治和知识的自由高度发展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好运，因此，英国也可以从民众反对教会统治的运动中渔利。

在英国，新旧两种宗教体系之间的斗争旷日持久，有时，斗争还会引起人们的疑虑。这场斗争中存在着两个极端的派系，他们随时准备用暴力解决问题，或者提出教条的解决措施，丝毫不知变通。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这两个派系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派系，虽然他们遵循的教义毫无逻辑，但绝不违反习俗。现代传教士从该派系成员年幼时就向他们灌输这些教义，让他们热衷于遵循所有的习惯，但是，如果你肆无忌惮地运用和这些习惯密切相关的惯例，他们也会心生厌恶。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他就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德才兼备之人的统治，甚至还会心生感激。因为领导者不需要这些人做出判断，当意见相左时，他会居高临下、语气坚定地发布命令，告诉他们礼拜的仪式和信仰的内容。因此，都铎王朝的统治者能够对宗教事务施加如此大的影响也就不奇怪了，同样无可厚非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着眼于自身的利益施加影响。

亨利八世想要建立一个和罗马天主教会完全不同的国教教会，他自己出任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独揽大权。在这次尝试中，亨利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的性格咄咄逼人，同外国势力关系融洽，使得他的处境极为有利。大量从修道院掠夺来的财富供他予取予求，尽管中间派别游离于两大极端派系之间，但国王却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所有这些使得亨利八世能够藐视两大极端派系。他像异教徒一样义愤填膺，公开支持宗教改革者的信条，对于那些得到教皇授权的叛国者，他毫不手软地处以绞刑。但随着亨利的去世，他苦心经营的体系也土崩瓦解了。如果亨利的妻子还在世，他就会发现，如果无论是新教支持者，还是天主教的拥护者，都对他的统治怨声载道，实际上他很难巩固他的统治。受王室委托辅佐其幼子的枢密院阁臣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执行这项风险极大的政策，女王伊丽莎白也不敢铤而走险，恢复亨利八世的政策。历史走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政府要么屈服于罗马教皇的统治，要么完全支持新教徒，得到新教徒坚定的拥护。政府和新教徒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反对教皇的统治，宗教改革者们希望能够像欧陆上的同胞一样，将改革进行到底。宗教改革者们对反抗基督教教义和礼仪的政策心生不满，认为这些政策不够彻底，而亨利八世是这些政策的坚定维护者，伊丽莎白不愿意废除这些政策。对于政体中某些无关紧要的部分，甚至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礼仪，也会引起宗教改革者们极大的反感。因此，大主教胡珀因为一直拒绝穿着圣公会的法衣，在格格斯特慷慨就义，他的牺牲让他声名鹊起，大主教里德利打碎了本教区的古老祭坛，规定信徒的圣餐礼在位于教堂中央的桌子上进行，而教皇的拥护者轻蔑地称那张桌子为牡蛎壳。大主教朱厄尔宣称，神职人员的官服就像是戏服，像愚昧之人的外套，有亚摩利人的残余，他同时宣称，自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些可耻荒谬的陋习彻底废除。大主教格林德尔一直犹豫是否要接受主教法冠，因为他对那些献祭时的烦琐礼仪深恶痛绝。主教潘克赫斯特发出由衷的祷告，希望英国国教教会能够推荐自己前往位于苏黎世的教会，在那里，他可以建立一个纯粹的基督教社团。主教伯内特认为，英国应该放弃属于天主教徒的主教一词，教会应该摒弃繁文缛节，教会的首领应该称为教长。众所周知，这些高级的神职人员没有一个出身于新教派系，他们和天主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毋庸置疑的是，倘若新教的大部分教义都被人们遵循，那么，英国的宗教改革就和苏格兰的改革一样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