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两个互相竞争的党派第一次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时，他们好像势均力敌。政府获得了大部分贵族的支持，对于这些富甲一方、出身高贵的绅士来说，除了声望之外，他们处处都显得高贵。政府在这些贵族的支持下，在国内也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此外他们还得到大部分牧师、大学成员以及信奉国教、遵从国教礼仪的信徒的支持。这些颇具声望的人发现，他们和那些远不如他们高雅的人结成了联盟。新教徒勤修苦行，他们对国王的班底充满厌恶，因为他们穷奢极欲、风流成性，喜欢锦衣华服，品鉴更高雅的艺术。这些人就是靠消遣别人获得乐趣，上至画家和喜剧诗人，下至舞蹈演员和戏班小丑。这些玩弄权术的人深知，他们或许能够在奢侈放纵的专制政治下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但若生活在新教徒的清规戒律下，他们一定会饥饿而死。罗马天主教徒和普通人的表现也相差无几。我们的王后原是法国的公主，她本人信奉天主教，据知她的丈夫非常依恋她，对她恭谨之极，即便一个新教徒触犯了法律，出于宗教感情他也愿意相信他本无恶意，对他的行为容忍不发，但对于长老会成员，他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针对天主教徒的血性政策很有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天主教徒就竭尽全力支持法院的判决，他们行事小心谨慎，人们斥责他们胆小怯懦、不够虔诚，但或许他们顾及国王和自身的利益而有所保留，在朋友中间表现的引人注目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反对派的主力是各郡的土地领主及城镇的商人和店主，但是领导权却掌握在少数势力强大的贵族手中，其中包括富甲一方、颇具影响的诺森伯兰伯爵、贝德福德伯爵、沃里克伯爵、斯坦福德伯爵、埃塞克斯伯爵以及其他几位颇具财势的贵族。这个阵营中还包括大部分新教徒，他们大多数还是英国国教的成员，和四十多年前大部分的教士和牧师一样，他们依然信奉加尔文教的教义。市政委员会也毫不迟疑地站在他们这边，因此在下院中，反对派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但这种优势尚不明显。

双方都不想就他们想实施的政策展开激烈的辩论，保王党领袖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政府中的确存在严重滥用权力的行为，但这种情况已经得到遏制；也的确存在侵犯民众权利的行为，但这些权利已经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在过去的十一年中，的确存在贵族不遵循惯例、无视宪法精神的现象，但此后三年，他们的行为都置于议会的监视之下；星室法院、高等教会法庭以及约克特别法庭的确曾压迫剥削民众，但它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爱尔兰总督的确想建立军事专制，但他已经为他的叛国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主教想把天主教的仪式强加给民众，民众稍加迟疑便会遭到残酷的天主教戒条的惩罚，但他现在已经被囚禁在伦敦塔中，等待着同胞的审判；国王宣称有权支配全体民众的财产，掌玺大臣对这项计划表示支持，但他已经遭到罢黜并被迫流亡国外；暴政的执行者已经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了代价，暴政的承受者也已经得到了补偿，因此，在经历了十一年的间断，我们再次召开议会时，过分坚持正义和公平，谴责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是不明智的。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非要通过专制使社会陷入混乱，对于近来使我们国家受损的制度缺陷，我们也无能为力。此外，我们也无力避免那些削弱统治基础的行为，如今这些制度已经被废除，我们不应该推翻这个制度的框架；相反，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维护它，因此，我们应该戒备改革的每一个步骤。法律曾赋予君主很多特权，我们应该为了公众的福利防止这些权力的滥用。”

这就是保王党人的观点，博学多识的福克兰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和反对派抗衡时丝毫不落下风，领导人也不乏才德兼备之人，他们表面上给予人民的自由权以保障，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议会对他们放松警惕时，法院就故态复萌，重新执行残暴的政策。事实是这样的——就像皮姆、霍利斯和汉普登所陈述的那样——我们的确颁布了更加严密的法律，但如果这些法律能够限制国王的特权，他的臣民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他的统治埋怨不休。议会最近通过的这些法律肯定没有《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更具权威，《大宪章》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之后，成为我们的法律基石，《权利请愿书》的制定也经过了深思熟虑，查理一世亲自批准了这一条款，但它们都没能有效地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长期以来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一旦国王对于法律的约束不再心存畏惧，一旦反抗的精神被摧垮，民众所享有的自由保障完全取决于国王的承诺，国王的承诺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