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饲料科转行到展销中心的邓奕权做报关业务。对这位小学文化程度的老职员，我特别要求必须达到大专文化程度，因其汉字写得七扭八歪，还额外要求每天一页正楷抄写。7年后的某一天，仍是做报关员的邓仔敲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手中握着一张文科大专毕业证书。

自来深圳那一天我就想：如果我能掌管一家企业，就要给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不要像我那样经历委曲求全、十年媳妇熬成婆；要尊重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均等，尊重个人隐私。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应该享有有尊严、荣誉、责任、理想的工作生活。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压抑人的个性的。个人的一切往往要服从于群体的目标，经常没有选择可言。宣传中曾有一种口号，要求大家做螺丝钉，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结婚由组织介绍，离婚绝对不行。工作要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死也无法自由选择。自杀那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从生到死，个人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权利，隐私权就更谈不上。“文革”期间有句口号叫“狠斗灵魂深处‘私’字一闪念”。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人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无时无刻不处于众目之下。公司成立伊始，我就把对个人的尊重、坚持员工的选择权利和尊重隐私作为管理的底线之一。

公司成立不久，一位女职员结婚，结婚仪式非常隆重。两个月之后，这位女职员找我，说她想离婚，问我的意见。我回应：“离不离婚，是你个人的事，公司不干涉。但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可能影响你的工作，这同公司就有关系了。这样吧，公司出面聘请律师来帮你处理。”如果按传统观念，恐怕要动员工会、共青团、妇联来做“不要轻易离婚”的劝说工作。尽管不干涉的处理办法显得有些冰冷，却体现了公司对个人隐私和生活选择的尊重。

还有一位叫卢小安的同事从广州一家塑胶厂辞职应聘到中心，弹得一手好吉他，从事行政工作，非常踏实，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几个月之后，公司准备提小卢当主管，负责人事的同事找他谈话，小卢却回答他根本就不喜欢干行政。

“哎，看你工作很踏实呀。”

“踏实工作是为了引起领导的重视。”

“那你喜欢做什么呢？”

“做贸易。碰杯把盏之间便把合同签了，多浪漫啊。”

听取了人事汇报，尽管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做业务，他的性格和职业积累都不适合做贸易，但还是尊重本人的意愿，安排他到贸易部工作。做了4 个月，小卢提出回行政部做原来的工作。实际上，选择本身也伴随着牺牲。因为这一来一去，小卢失去了一次提升主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