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两姐妹能加入我们的队伍，肯定是由于马台长的关系，是她们爸和田施工沟通的结果，当然也是我们能去那儿工作的一个条件。挖土石方是一个重体力活儿，就是成年人干起来也未必吃得消，对我们来说，无疑就有些超负荷硬撑了。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照理说，如此超强度的体力活儿，无论如何都不适合我们去干，但不知当时是怎么搞的，东拉西扯，稀里糊涂就硬让我们干上了，即使今天想起来，都是怪事一桩。

工作是计件性质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包（那年头，这种工作方式还不多见）。我记不得那座小山包的体积具体有多少立方，反正，我们四个人用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弄完。白刚和我住得不远，他住营门口，我住米市巷。气象台在老霄顶附近的山上，从我们家到气象台却非常远，要过张公桥，爬新村坡。爬过新村长坡后，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黄家山脚下。黄家山到气象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记得要爬许多坡，过很多坎儿，几乎是“翻山越岭”才能到气象台。我们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天不亮就要起床，天黑后才能回家。工作量名义上是派给我们四个人的，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我和白刚的身上，因为工作的强度太大（开土石方，主要是石方，抬石头），两个小女子根本用不上力，即使能用上力，也不忍心让她们掺和。所以，开石方、抬石头的差事我和白刚就包了。她们主要帮我们做些打杂、辅助性的工作，比如挖土、装筐、套绳、端茶、送水之类。另外，帮我们热饭。我们的午饭是从家里自己带去的，每天中午，马林、马丽就负责把它们拿到家里帮我们弄热。有好几次，她们的母亲也邀请我们到她们家吃饭，那应该是她们家中午做有好菜的时候。马林的母亲好像当时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庭妇女。剪一头短发，脸红扑扑的，眼睛里满是热情与善意。

打石头、抬石头的活儿无比繁重，可以说是一种极限式的体力劳动。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你可想象这种劳动的严重后果，不筋疲力尽，肉跳嘴歪，脸体变形才怪呢。说起来人们也许不大相信，当时白刚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就我来说，对这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可以说充满了一种心慕和渴求。当然，其中自然有要挣钱来搭小阁楼这一主要动机，除此之外，我确实有一种近乎受虐式的热望与冲动，想通过极端的方式，从意志和体魄两方面来锻炼自己，主动接受极限条件的考验。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说出来，你可能以为是天方夜谭。我当时的判断是：近几年内中国可能会出现大乱，新的革命、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说不定我辈的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重上什么山，经历打游击、二次长征、南征北战之类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从当时起就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甚至自己去创造机会来磨炼自己。我自然也把在气象台打石头的经历当成了这种磨炼的内容之一。以后还干过类似的磨炼，比如暴晒三天、高温煎熬、腊月冬游、徒步长走、饥饿训练之类。所以，在气象台干打石头的差事，尽管很累，但累中也有乐，甚至有兴奋与幸福，因为这是一举两得、三得，甚至多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干这活儿，我们不知肩上磨破过多少次皮，手上打起过多少次茧。我记得我们前后总共抬断了三根木杠，挑破了七八只箩筐，整断了好几根粗麻绳。还好，抬石头走的是下行路，从工地到扔石头的地方是一段大约百米远的缓坡，这样抬起来自然要轻松许多。即使如此，每天来回不计其数地抬下来，人肯定也会遭不住。今天想起来也觉得好玩，为了缓解抬石头的劳累，我和白刚专门发明了一套劳动号子。这号子不是一般喊的“嘿哟，嘿哟”，而是我们心念口谗的佳肴菜谱：“肉丝、肉片，鸡丁、猪肝，红烧肉、回锅肉。”每当马林两姐妹把筐给我们装好，我们把杠子往绳子中一穿，抬起身来迈开步子，我和白刚就会随着步子的节奏，条件反射式地喊起：“肉丝！肉片！鸡丁！猪肝！红烧肉！回锅肉！”号子嘹亮，在山谷间起伏回荡，余音延绵不绝。我记得每次我们喊“猪肝、肉片”时都会把那两姐妹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蹲在地上站不起来。她们越是笑，我们越起劲。就这样，繁重的工作，就在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巧妙利用中顺利地挺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