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儿。”实际上不是有点儿，而是真的给吓了一跳，谁会想到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家的卧室里会突然冒出个王雅玲呢？我应着她的话随便回了一句。

接着她说：“我问了闵中群才找到你们家的。”她显然感觉到了我的迷惑，连忙解释道，“是闵中群告诉我你们家住在米市巷33号，所以我就问路找来了。”闵中群也是我们班的女同学，在我们家搬来米市巷之前（我家是在我读初三下半期时搬来米市巷的），她和我住张公桥附近的同一个院子，所以她知道我们新家的详细地址。

见她仍站在那儿，我赶紧招呼她坐下，顺便问道：“有啥事吗？”

她回答说：“有事，我今天来主要是受钟敏之托，帮她带样东西给你。”随即，她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叠成了蝌蚪状的纸条，一边说，一边递给我。

我接过纸条打开。她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尽管我不敢用眼睛与她对视，但我感觉得出来，此刻的她在笑，并且这笑里充满了诡秘。

我读纸条时，她突然起身对我说：“好了，你慢慢读吧，我走了。”我赶紧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很有些不好意思地随口应了一声：“行，那就……”我的意思是想说“不送了”。只不过这“不送了”三个字没有说出口。于是，她向外屋的门走去，一转眼工夫就在我的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她走后，我才认真把纸条上的内容读完了。好像条子上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主要是关于学习的事情。钟敏要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里去一趟，任务是帮她补习功课。我记得她的几门功课除了语文还比较好以外，数理化都很差。而我当时在班上，除了是学生干部外，还是学习尖子。在那个年代，似乎学习好的班干部都有帮助同学的义不容辞的义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帮你没商量”。这种方式，人们把它叫作“一帮一，一对红”。红就是好、进步、先进、上进的意思。

看了纸条后，只觉得这钟敏的要求有点过，在我看来，帮助是可以的，作为一个学习委员也应该，在适当的时间给予适当的帮助也远不是什么问题，但要我每个星期都到她家去辅导一次，这未免密度太大，负担过重。只是当时关于这负担过重的问题，我也没有去多想，就那么闪了一下这个念头而已。想得更多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递条子，她不亲自给我，而要叫王雅玲转交？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没有弄清楚。

以后，这样的条子又被送过两次，并且都是由王雅玲转交的。在收到纸条后不久，我去过一次钟敏的家，当然是在某个星期天。但去那儿后，我记得钟敏并没有提要补习数理化的事情，只记得反倒被她“开导”和劝告了一番。她叫我要认真重视语文课，反复给我讲语文是如何如何重要。我记得她还专门给我推荐了《鲁迅全集》，要我在课余时间一定抽空读一读，说鲁迅的书值得一看。说实话，当时我对她的提议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当时我认为语文，或推而广之的文学根本就没什么用。也许是在之前受了大哥哥、大姐姐或有些大人们的影响，我始终坚信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真理”，甚至认为学文科是没出息、智商低下的表现，对文科及学文科之人抱有一种睥睨之情，很有些瞧不起。那时，我崇拜的是科学家、工程师，认定他们才是做实事、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给人类添砖加瓦、递水送油的人，而文科生全是些打杂的、跟班的、跑龙套的，甚至是添乱子、搅浑水、惹麻烦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在我的心目中，的确认为文科是一项庸人乱世、生非添堵的“事业”，是一桩见不得人的下三烂勾当。我当时理解的文科主要是语文，应该承认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狭隘、非常肤浅的理解。不过，这也难怪，因为那时我见识的文科优秀的人，几乎全都是地、富、反、坏、右，不管是科班出身的，还是自学成才的，不是被改造，就是被管教，全都是被劳动人民监督和不齿的对象。而剩下的一些文科三流或末等小生，所干的不外就是些诸如秘书、政工、宣传干事、工会科员、文件拟稿、墙报誊写之类，最多顶死了不过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呈现在我眼中的文科境况，的确让我有太多的理由对它嗤之以鼻。过后细想，我当时对文科的这种认识纯属是一种误解，不过，这已是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