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国的耕地特别适合种植谷物，而且不会对大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以及先进的技术，这使得我们的农业产量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急剧增加。但是在我看来，美国农民长期忽视土壤健康这个问题。我们其实知道如何保护土壤并提高产量，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研究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便是：美国政府花费数亿美元使肥沃的农田闲置下来，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而发展中国家则要为农民提供补贴，以让他们在脆弱的土地上加强生产。

另一个历史事件加剧了这个问题。1980年，吉米·卡特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使得我们无意之中对雨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巴西、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原本并没有将谷物大量向世界市场出口的能力，但是当卡特决定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进行制裁时，一个大好机会呈现在这些国家面前。它们迫不及待地增加粮食产量，把粮食销往世界市场，并且开始快速毁林开荒。与此同时，虽然美国的农田肥沃、健康、多产，我们却将其过剩的粮食产能搁置一旁，把自己从世界市场中抽离了出来。

我开始接触农业的其他部门，诸如食品加工部门、农业协会和提供各种农业产品的公司，并与它们进行讨论。它们不愿意卷入公开的辩论中来，更乐意保持中立。对它们来说，美国农场主通过在肥沃的土壤上进行合理耕种，不破坏环境，并提高产量和市场占有率，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脆弱的生态系统能被保护起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1994年9月，我写了一篇名为《生物多样性并不可怕》的专栏文章，有幸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在其中，我这样写道：“我们一时犯蠢，没有签署那份公约，使得我们失去和世界各国领导一道商讨重要议题的一席之地。如果人类想要让世界的粮食供给与人口增长相协调，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要发生转移，即增加肥沃且管理良好的农田的产量，减少对脆弱农田的使用。”接着，我详细地讲述了外来植物对美国农业健康所做出的各种贡献。“虽然仅仅20种作物便可构成世界日常饮食的90%，但保持多样性仍旧必不可少。”这便是我的基本论点。

德韦恩很喜欢那篇文章。不久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想要你去阐明生物多样性的议题。”我回答道：“这不是明智的决策。我又不是这些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一定会对我的观点挑各种毛病，把我驳得一塌糊涂。我还是写一份书面声明吧。”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雷·戈德堡（Ray Goldberg）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农业专家，当时也是阿丹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他看了我的声明，打电话对我说道：“每两年我便会出版一本书。这次，我希望能够将你的这篇声明发表在我的书中。”于是我重新投入研究之中，将那份声明改写成一份成熟的白皮书，题为“生物多样性与高产出农业的关系”。

这份白皮书的主旨虽简单，却是我不断强调提高美国农民的生产率是更加全面、持续地应对全球饥饿问题关键的核心所在。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要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去喂饱世界上每一个饿肚子的人（我稍后会解释，在粮食没有保障的地区，粮食援助策略应转变为加大购买当地产粮的力度）。美国高效、高产的农业不仅已经拯救了成千上万英亩的动植物家园，帮助稳定了粮食价格，还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在必要的时候为那些只能接受粮食援助的国家提供帮助。按照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它们的粮食需求也会跟着激增。我们在增加产量，帮助供应这些市场的同时，也减轻了其他生态系统脆弱地区的生产压力。同时，我们还将宝贵的粮食剩余储备了下来，以备不时只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