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之罪

我小时候，视父亲比母亲更亲。原因是，我怕管。比如不洗脚不准上床上了床要揪着耳朵拽下来洗的是母亲；带我出去登山穿林爬树游泳擦破了衣服皮肤说没关系它自己会好的是父亲。后来上村学，父亲是校长又是教师，教我和别的孩子读书，严格而有耐心。爱之外，加上敬。我因他而自豪。

家乡解放时，我上初中二年级。因为喜欢山野，假期里常到山乡去玩。“山乡”是湖那边深山老林里的一些小村，抗战时期我们家曾在其中一个村里避难，一住八年，满村乡亲。

那次我去，村里在“土改”，来了些外地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叫刘法言，是我在县立中学上学时的学长。比我高两班，大十几岁。我常和他同打篮球。他人高马大，我却能抢得到他的球，总觉得他大而无当，很是瞧不起。后来我留级，他毕业，没再见过。

村里见了，他很热情。笑着迎过来，说我长高了。说那时只到我这里（指胸口），现在到我这里了（指下巴）。问高老师（我父亲）好吗？又说见了你爸，代我问个好。我说，嗯。心里纳闷儿：他来干吗？

回到家里，在饭桌上随便地说到，看见刘法言了。不料父亲一听，显出紧张恐惧的神色。放低了声音，鬼祟地问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啊？

这表情和声音，使我感到羞辱，气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没觉得我的反应，小心翼翼地又问，他同你，说话了吗？

我不答，他又问，说什么了吗？

我更气了，粗暴地说，没说什么。放下碗筷，跑出去了。

母亲和二姐追出来，一把抓住我，恶狠狠地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我们家在山乡有五亩半地，出租，要是被划为地主，不得了啊。我还在气头上，说，“有什么不得了的”，扭头就走。母亲又一把抓住，说，刘法言是土改工作队队长，他说什么了？你倒是说呀。

我不说，姐姐捧住我的脸，问，是不是教你要划清阶级界限了？

我大叫道，见鬼了！挣脱，跑掉。

几十天后，消息传来，山乡划成分，我们家是“小土地出租”。全家庆幸，很是欢喜。但是一年后，城里搞土改，父亲还是被弄成了地主，后来又加上“右派”，批斗劳改惨死——他怕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