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三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