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缺乏文明的富强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短命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蛮力。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而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面临文明解体，只认强权。鲁迅先生当年有一句话讲得深刻，大意是说原来被奴隶主统治也就罢了，现在被奴隶统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国初年，中国是一片乱象，整个儿是丛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谁的兵多、枪多、钱多，天下就是谁的。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早就注意到中国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洋务运动的鼻祖曾国藩，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用人方面不仅看才还要看德。但是到了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做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那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最后重权势的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压倒重道德的耶稣。你张之洞还有德性，维持中体西用，等到袁世凯这代卑鄙之徒掌权，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李鸿章的庸俗。果然年轻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武夫当国、势力当道，民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坏的政治传统，从袁世凯到他的反对者孙中山，皆迷信权势，殊途同归。孙中山搞二次革命，到处与地方军阀联络，再同日本谈判，希望借助内外军阀的势力重整革命。不管是独裁者还是革命者，崇拜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力。孙中山一直到“五四运动”胜利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不靠武力，凭借现代的文明观念，依靠知识分子的动员能力，也可以征服天下。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力，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则无人问津。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的社会现状，认为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丛林世界，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此外还有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都成为杀人主义。

100年之后，我们重读杜亚泉的话，依然能触动心弦。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时，大家对市场经济充满乌托邦的想象，以为市场经济会给人带来自由，带来现代的民主政治。很少有人意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合，因而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有坏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近十多年走的便是一条最坏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背后有一种精神，就是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这种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炫目的富强、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正如章太炎所说，历史进化当中，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社会在富强的同时，也蜕变为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相互隔绝、缺乏有机联系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努力奋斗，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相互厮杀。要避免出现竞争的无序化，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政府的威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义。绝大部分的国民只有两种性格，不是杨朱便是犬儒。杨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还有一批人脑子比较清醒，也看出这个社会有问题，但是有一种无力感，觉得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怎么办呢？只能做犬儒，洁身自好、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