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10年，是中国崛起的10年，然而中国的崛起，仅仅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富强已至，文明尚远。中国需要文明的崛起，这已经成为诸家的共识，但问题在于：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崛起？

以文明崛起为核心，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又有了新的聚焦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围绕着现代性、自由、民主与公正等问题展开激烈交战，奠定了新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基本格局。进入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已成定局，对话转化为独白，冷讽代替了争论。虽然不再有直接的交锋，但在各自论述的背后，依然有一场看不见却感觉得到的隐匿论战，这就是“普世价值论”与“中国特殊论”的大分歧。这场隐匿的论战，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其焦点落在中国发展背后的价值正当性上：是继续30年来的改革开放，坚守人类的“普世价值”，融入全球主流文明；还是寻求独特的中国价值，为世界提供一个另类现代性？这场“普世价值论”与“中国特殊论”的交锋，虽然没有在公共领域直接展开，但在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上，几乎都可以窥见其背后的刀光剑影。

文明一元论的“殊途同归”

“普世价值论”相信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殊途同归”，河流不管来自黄土地、红土地还是黑土地，最后都会汇集到西方的“蓝色文明”之中。中国的未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文明的现代化道路。这种以“文明一元论”为基础的“普世价值论”，最早来自科耶夫所批评的并非美妙的“同质化的普遍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将被这种同质化的一元文明所彻底摧毁。

普世文明的确存在，但人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明确地对两种普世文明进行了阐释。而到了21世纪，全球的现代性方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仔细考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假如用帕森斯的“三条铁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来衡量，的确无法解释。这表明，从本质主义的思维理解现代性，已经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内在障碍。要超越这一困境，解开现代性的普世与多元内在紧张的死结，只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理论会给出一条新的路径。维特根斯坦在研究词的意义的时候，发现一个词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获得确切的意义，但不同语境下同一个词的意义又是相似的，他称之为“家族类似”。也就是说，一个家族的成员，其容貌都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共同的本质。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理论对我们理解现代性的普世价值，以及在不确定的历史语境之下获得现代性的确定意义非常有启发。这提示我们，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僵硬的本质或确定不移的目的，不是帕森斯式的三条铁律。现代性意味着一组价值，包括自由、权利、民主、平等、博爱、富强、幸福等。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这些价值彼此之间很难和谐，相互之间经常有冲突。于是对于不同的现代性价值，我们需要做出选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对于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当今世界之所以有不同的现代性，乃是它们对何种价值优先的理解和处理不同。比如，英美比较注重自由与法治，法国突出民主，东亚注重发展和富强。不同的现代性，隐含了价值优先性的差异。不过，如果说它们都是现代性的话，一定具备了现代性这组价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现代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与不好之别。如果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过于偏重某个价值，比如只注重国家富强而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或者有了民主制度却没有相应的法治秩序，贪污贿选成风；或者社会实现了平等，很多人却在普遍的贫穷中挣扎……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判定不是一种好的现代性。唯有这样的理解，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文明一元论”泥沼，同时又不致陷入“价值相对主义”的深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