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年，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这位日本人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 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志田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的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凶手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 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视为“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他还曾去过一家叫作“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用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人员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