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出身的犬养毅的外交观，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衣钵，希望通过列强加盟，实现对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他心中盘算的是，待中国革命成功后，日本可取代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配地位。但犬养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了解中国的历史，性格比较温和，做事讲究分寸，懂得日本要想推进其大陆政策，切不可有悖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法则。犬养为政治家出身，在政界树大根深。孙中山早年从英国流亡日本时，日政府起初碍于清廷的面子，对孙中山的滞留面露难色，后来却默认了事，也端赖犬养的影响力。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集团中，跟孙中山交情最笃者当属宫崎滔天。宫崎22岁即追随兄长（宫崎弥藏）闯荡中国，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他崇尚中国传统的“游侠”古风，为人豪爽仗义，对不少中国人（如康有为等）都有过救命之恩，可谓义薄云天，与孙中山更是情同手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厌恶和对中国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同情，在他与其他浪人之间画下一条清晰的边界线，使他在浪人集团中颇为另类。绝大多数浪人对近代西方列强的“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帝国主义”的双重标准式游戏规则普遍缺乏反思，而宫崎滔天则对此始终抱有警惕并有所批判。他从某种现代外交理念出发，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自身的合理性及其发展成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在犬养毅、内田良平等同侪念念不忘帮助中国以实现日本“国益”最大化的时候，当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急剧向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倾斜的时候，宫崎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也许他是过于理想主义、过于幼稚，但这确是他与其他日本浪人的分野所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鉴于此前失败的教训，孙中山要求组织内部，全体党员务须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并宣誓效忠。如此“革命”的清规戒律，遭到一部分元老的抵制，黄兴愤而出走美国。对此，日本支持者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宫崎滔天赞成黄兴的意见，头山满则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但从此，宫崎与孙中山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最终分道扬镳。宫崎厕身浪曲界，浪迹天涯。晚年的宫崎，越发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不再参与中国革命。从他留下的一卷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世界大同”理想仍很执着，但同时也有某种自嘲。

对历史细加回顾可以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以日本浪人集团支援孙中山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民间外交”，实质上是由官方一手策划、推动的“国策外交”，旨在确保日本“国益”的最大化，是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由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外交观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以来为一部分政治家和日本浪人所奉行的，尽管已经开始变味，但尚未变得太离谱的“大亚细亚主义”产生了某种共鸣，这种外交谋略才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客观上，这种“民间外交”的推进，自然有有利于中国革命进程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阻碍中国民族国家生成和发育，进而在长远的时间轴上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我们应当看到并加以客观评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