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重来的“革命”思维绵延不绝

农民起义周而复始的循环性动荡，直接导致中国人的“革命”思维越来越顽固不化，动不动就先“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新世界”。唐朝杜牧《题乌江亭》诗：“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即是对其最好的阐述。

老子说过：“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胜而不美”，就是哪怕你战胜了，你是个胜利者，也不要感到自美，不要太高兴。他说：“战胜，以丧礼处之。”即使胜利了，你也要应该用丧礼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胜利。

可是，农民起义军胜利后没那么“低调”了，誓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如此，他们还培养下一代“革命”的种子，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里，中国人对于暴力革命都有着特殊的情结，它不单单是一种暴动，还往往象征着机遇与人生赌博。由此，催生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思想方法，那就是“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严重地损害了国人的理性思维，经常引导出一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类的斗争哲学，这也是中国社会形成不断变革的历史格局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

当然，“革命”的思维并不都是洪水猛兽，没有农民起义的革命，就不可能瓦解封建统治势力，并由此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不破不立”，说明“破”与“立”是辩证的统一。但应当看到，“破”与“立”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关系，也不是间接关系，而是对立关系，即是对立的统一。一般说，不是为“破”而“破”，“破”是为“立”，但“破”就是“破”，“破”绝不等于“立”。而且“破”恰好还是“立”的反面。农民起义这个“破”，需要力量，但任何破坏力绝不是唯一的动力。

应当说，无论在哪个年代，虽然城头的大王旗经常变幻，但作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官僚集团，它总是不变的，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古人早就有云：“千古犹行秦王政。”但是，可怕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革命”一直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而存在，就像中国人喜好搓麻将一样，一切推倒重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就像经营一个公司那样，人们只注重解决股东权属，根本就不考虑日常的经营管理，这才导致了无论公司如何破产重组，总是走不出亏损倒闭的宿命。

由此，喜欢砸烂旧东西的国人，思想上经常处于迷茫和混乱，行动上经常处于背叛和矛盾状态。人们不是常这样说吗，“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阶层的固化不能让一批批充满恨意的无产者满意，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把阶层桎梏砸烂，引发了一场比一场大的农民起义。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帮助嬴政建立了一个“嬴者通吃”的政治制度。这个“嬴者”可以泽及子孙千秋万代。不管子孙们是否有本事继续“嬴”下去，他们的地位已注定了他们总是“嬴”。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来，让新的暴力博弈，让拳头来说话。

我们的先圣曾怀疑过这种制度。例如，黄宗羲就曾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王夫之点出过，皇权是“以天下私一人”；谭嗣同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但这拨思想者只是凤毛麟角，放出的光芒也只是片断的闪光。

推倒重来的“革命”使王朝更迭的现实变得“顺天应人”而成为广泛流行的观念，反过来，这种观念的流行又为后来的王朝“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改革，对西方社会来说，是一种延续和深化，对于古代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种历史的惯性不断地将人们从幸福或痛苦的极点，拉回到中间状态。这个心理免疫系统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进化馈赠，一方面保护我们不至于因极度的痛苦而崩溃，曙光总是在前头，另一方面难以使我们好好地享受农业文明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