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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松对我说，他在广州的朋友那里拿了一些打口CD，有很多的尖儿货，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摆地摊。他说卖好了一天能挣二百多元，我被他说得有点蠢蠢欲动。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学校无事可做，我在长长的几个星期之内感到无比消沉，至于为何消沉，我想和我自卑以及找不到人生方向有关。我发觉在书本上学到的那些说教理论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在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它显得异常的徒劳无用，而它的真实性也值得去怀疑。除了玩乐队似乎没什么能吸引我的了，但如果卖CD能让生活充实起来也不错，至少比在教室里天天睡觉强。

每个周末的下午，我和肉松会准时出现在美院附近的人行天桥上。每到下课时间，很多学生就一堆一堆地围过来，他们一般都戴个大耳机，目光在装CD的纸箱里来回游移，他们也没什么钱，和我一样就是想在有限的CD残渣中寻找那一点惊喜，并因此而精神亢奋，夸夸其谈。

就在这条街上，我认识了一个山东小伙子。他每天站在我旁边卖着他的糖葫芦，手里还攥着本厚厚的武侠小说，没人买糖葫芦的时候我们俩就凑在一块吹牛，我还曾用一张打口CD换了他五串糖葫芦吃。他说他和女朋友的小房子就在这条街的尽头，他每天收完摊还要到另一家饭店去打工。

我问他：“你为啥不在老家生活，跑到沈阳来啊？”

他憨厚地笑了一下：“其实我来这儿也没什么大的理想，就是想混口饭吃。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在这里上大学，然后把天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完。”我想我明白，毕竟在中国，对于一个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年轻人来说，到大城市读一所大学，依旧是改变自身命运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可是上大学究竟能改变什么呢？我不知道。

卖打口CD的日子，我和肉松并肩作战，在城管们的严密监视下一次一次紧张地周旋和迂回。说句实话，我们还是赚了点小钱的，但是大冬天的在街上摆地摊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我常常冻得直咳嗽，骨头还嘎巴嘎巴响。

林晓更偶尔会来看我，给我带好吃的，还有护膝和暖宝宝。每次见面，我们都要亲吻对方，一亲就是个把钟头，从不管周围有没有人。很多时候，路上的人总是在看我们，笑我们矫情，但我爱死这光天化日的矫情了，我他妈才不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