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必须提一下“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后果或副产品，亦即大萧条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这种骚动不仅发生在因农产品价格崩溃而震颤不已的农民当中，也出现在工人阶级里面。我们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大萧条”会在无数国家引起工业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动员，而在其中若干国家其动员的时间竟由19世纪80年代末期一直延伸到大规模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出现。因为，矛盾的是，导致农民萌生过激想法的物价下跌，相当明显地降低了赚取工资者的生活花费，而在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它无疑促成了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但是，在此我们只需注意：现代的各种劳工运动也是不景气时期的产物。在第五章中，我们将对这些运动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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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经济管弦乐队所演奏的是繁荣的大调，而不再是此前的不景气小调。建立在商机蓬勃基础上的富足繁荣，构成了今日欧洲大陆还称为“美好时代”的背景。这种从愁云惨雾突然转成幸福安乐的变化，实在太过戏剧性，以致平庸的经济学家得要寻找某种特别的外在力量去解释它，比如说他们在南非克朗代克地区（Klondike，1898年，最后一处西方淘金热所在地）或其他地区所发现的大量黄金当中，找到了一个机械之神。整体说来，比起某些20世纪晚期的政府，经济史学家通常对于这种基本上属于货币理论的课题并不太感兴趣。然而，情况好转的速度实在太过惊人，以致一位慧眼独具的改革者赫尔方德，以帕武斯（Parvus）这个笔名写文章指出：这种好转表示一个崭新而漫长的资本主义急速进展时期即将开始。事实上，“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长期繁荣之间的对比，已为有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理论提供了第一个臆测根据，后人已将该理论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联在一起。当时大家都以为：那些曾对资本主义未来，甚至对其即将崩溃做出悲观预测的人，显然是错了。马克思主义者则开始热烈地讨论这项突变对于他们的未来运动有何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需要“修正”。

经济史学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时期的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势力的重新分配，亦即英国的相对衰落和美国尤其是德国的相对、甚至绝对进展；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和短期的波动，换句话说也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这个波动的下跌与上扬，将本书所论时期整齐地划分为两半。

在原则上，人口由4 500万上升到6 500万的德国，以及人口由 5 000 万上升到9 200万的美国，理应赶上领土较小而且人口较少的英国，我们自然无须为此大惊小怪。然而，即使如此，德国工业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十分惊人。在1913年前的30年间，它们的数量由不及英国工业出口总数的一半，增加到比英国的出口数量更大。除了在可以称为“半工业化国家”（其实也就是大英帝国真正或实质上的“自治领地”，包含其经济属地拉丁美洲）的地方以外，德国制造品的出口量都较英国多。它们在工业世界的出口量超出英国1/3，甚至在未开发世界也比英国高出10％。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英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1860年左右的“世界工厂”地位。因为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处于世界霸权巅峰的美国（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1860年的英国大了三倍），其钢铁生产也无法达到世界产量的53％，纺织品产量也未能企及世界产量的49％。再一次，我们无法确切解释为什么（甚至是不是）当时的英国经济增长会步向减缓和衰落，虽然学者们的相关讨论异常多。不过，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谁在这个成长中的世界经济里面进步得较多、较快，而是其整体性的全球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