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近几年，我常为当年所做的错事折磨，有时深夜醒来，就不能再入眠，我无法解除沉重的负罪感。负罪难脱的人是悲惨的人，如果永远不得解脱，同活在地狱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忏悔才能得到救赎，也曾考虑对受害者及亲属进行道歉的可能。当前出现的“忏悔”论争，使我意识到对个人的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侵犯。私人化的过失忏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带社会性质的犯罪，进行公开忏悔是一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我愿意公开地忏悔，以证明我的诚意，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救赎。我打算发表这篇短文，或是上传到互联网上。对于具体受害者，则等待私人化的机会进行谢罪。

1966年，我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但是作为一个“红五类”，我积极地投入了“文革”运动。我曾满怀热情跟随一些中学红卫兵参加了“鬼见愁”对联的辩论会，支持过“血统论”，还追随他们参加了“红八月”的抄家活动，并有过两次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我参与的所有抄家中，性质最严重的有三次。

其一，参与抄“大右派”章乃器的家。这次抄家有机关造反派、中学红卫兵，我只是一个追随者，但是在最初却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我参加了对章先生的围攻，喊过口号。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对章先生进行身体伤害。抄家没有结束，我因为学校有事就退出了。

其二，抄一个资本家的家，地点在史家胡同幼儿园边上的一个院子里。我当时是一个小学红卫兵的头头儿，带着几个小学生接受一些中学红卫兵的领导。我在这里有过两次加害行为，一是对无辜者抡皮带。我所受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是不允许打人的，这些教养多少挽救了我，使我当时抡皮带只是摆样子，并没有真用力打。一是用水戏弄恐水病患者，几个红卫兵把她绑在椅子，试验她是否怕水，我围观和插手了这一残忍的“试验”。

其三，抄一个市民的家。地点大约在南小街的一条胡同里，是一个两口之家。他们是普通知识分子，看上去像小学教师。当时有三个红卫兵组织在场，抄出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外国民歌。女主人因为丧失了心爱的唱片，悲痛欲绝地叫喊起来，她的丈夫极力去安慰她，这一场面使我受到强烈震动。

抄家本身是一种严重的暴行，特别是我担当的职务，领着组织成员去抄家，所承担的罪责更大。我对组织成员也有失责的罪过，以我当时的身份如果能有所觉悟，本来是可能警戒或阻止相当一部分小学同学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