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后来在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中这么写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10月6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