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路上西庸的强效安眠药一次也没服用过，现在他相信他是在机关里听那些不得不打交道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们侃山侃得患了失眠症。他的工作性质如此，他恨他的工作有如恨他的鸡眼、痔疮，鸡眼、痔疮什么的可以请医生挖掉，可工作却不行，好歹总要有口饭吃！于是他不得不参加各种会，给理论家们沏茶倒水，恨得他觉得这国家尽是些他妈的理论家，弄得他走在大街上看谁都像理论家。

他说有一次理论家们来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什么的，豪华小车停了一大片，会上各种肥瘦不等的理论家们大谈民主如何缺乏，人权如何没有，我想要是大腹便便的、坐小卧车的老爷们都这样认为，那么剩到我们这种瘦骨嶙峋的流浪汉这儿，恐怕只有一身跳蚤了。一路上这类趣事西庸给我讲了不少，他还说有个女作家在会上发言说自己如何悔恨当了“专业作家”以致现在写东西“找不到痛苦了”，听得我目瞪口呆，据我所知人不想过好日子是应该比较容易的，要找痛苦大概也不很难，完全用不着到处哭诉，“专业作家”不当就是，如“痛苦”不够也还可以打自己耳光，自己下不去手也可以请人帮忙，“痛苦”不就来了？完全不像我，想过好日子老也他妈的过不上，你看饱汉和饿汉就是不一样。

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总的来说西庸的失眠症在日益减轻，直到我们进了临近目的地的一个小城—Ｈ市，他不得不第一次用了药，原来不光是理论家们能使西庸睡不好觉，婊子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自从进了Ｈ市以后，我和西庸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感觉，越往南走，钱的作用就越小，这地方富得看起来人人都不屑于几个小钱，比如我们去买几毛钱一碗的米粉吃，那老板的眼光分明是施舍，弄得我和西庸不知此地的钱是否和我们家乡的一样等值。当然这一点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以后感觉更为强烈，我再慢慢地告诉你。

这地方的人夜里不睡觉，满街都是人，街道上也是灯火通明，看起来繁华极了，大街上都是好吃的东西的味儿，诱人极了，那股味儿随着呼吸进到肺里，五脏立即就表示不满，弄得我们心烦意乱，犹如在Ｗ市看到那里那些穿短裙子的姑娘们时的感觉。

晚上我们坐在小广场草坪低低的护栏上无所事事，看好女人想好吃的，无非就是如此。也许是这鬼地方的物欲主义气氛的莫名其妙的影响，我们决定把准备带到目的地用来招摇撞骗用的最后两包高级香烟拿了出来，一支接一支地吸着，这时两条秀美的大腿掠过我们眼前，裙裾几乎擦着了我的脸，紧接着一股比食品味儿更让人迷醉的香味儿迎面扑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妖娆万状的姑娘款步走来，到前面离我们几米远的草坪上坐了下来，和已经在那里的一个姑娘高声谈笑，我和西庸对视了一下，停止了漫无目的的扯淡，似乎有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向那胖姑娘招了招手，示意她过来，她哈哈笑了一下又继续和她的同伴儿聊天。

我们有点儿扫兴，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是那样的兴高采烈，而我们自己却是两个大倒霉蛋。过了一会儿，那胖姑娘突然走了过来，用一个很好看的姿势蹲在我面前眼睛盯着我的烟说：“先生，我可以抽您一支烟吗？” 

要是能叫我“先生”，估计她准会把全世界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倒霉蛋都叫做“先生”，我穿着那条剪去裤腿变成的黄色短裤，上面滴着这一路上吃过的全部西瓜的瓜汁，那些浓汁滴在我的短裤上变成斑斑血迹。我裸露着两条布满泥污的细腿，太阳把它们晒得乌黑，过去岁月里留下的各种疤痕都分辨不出了，我的头发由于一路上的风吹日晒，变得像干草一样没有弹性，它们长得足够让两群麻雀衔去造窝，我的背心穿上去比赤身裸体更让我惭愧，我假装随便地把它缠在手臂上，好让人看不出那上面的汗迹、大小不等的破洞，闻不出它散发着的酸臭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