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父亲的食品店快要倒闭时，他迫于无奈给当时的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奥托·威斯豪耶写了一封信。父亲本是一名本分的公民，一名诚实的纳税者，还是一个德高望重、享有盛誉的人，同时还是一位有责任心的雇主以及乡镇和党派公众生活的支持者，他实在是走投无路，才发出了求助信，希望奥托·威斯豪耶能够帮他走出困境。其实他原本还可以给超人或者孩子们心目中的各路神仙写信去求助的，反正结果也差不多。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清楚发出求助信的结果。我对父亲孩子般可笑的尝试表示同情，对他表现出来的绝望非常理解，而且不得不亲眼目睹他成为自己一生成就的掘墓人。好几个月以来，他没有收到任何信息。我到现在还能看到他两眼无神地守候在信箱旁。偶尔也会收到一封信，里面只是一些“未来一切都好”的祝福。

希望其他人能够做出改变，就相当于自己选择放弃。各大媒体、各个党派以及一些不入流的协会对人们起着麻痹作用，他们用希望来欺骗我们，只是为了让一切都保持它们原本的样子，当然最主要的是让他们各自的位置不会变更。医生用人民大众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来彰显医学的进步，政治家们不断增加各种税收来表示无力承担其责任。从医生、政治家以及对他们有所依赖的所有人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完全符合逻辑而且有意义的举措，而且该举措明显可以持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能够靠此生活下去。只是对于那些被操作者以及被统治者而言，该举措没有像对于那些操作者以及统治者那样有意义。

当然，其他人不必关心我的利益。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对自己的事情负责到底。就是这么简单。人们可以把它误解为我自私自利，或者说我严酷无情，或者说我秉持着一种对社会的冷漠态度。我自己把它称为自我约束以及个人责任。我知道，我对待责任的这种态度让我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但是我也清楚，对很多人来说，按照他们的价值体系，似乎无法明白如何可以像我一样生活：完全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完全不依赖于希望。

当我接手父亲的生意时，我们非常努力去制订重整计划。说实话，银行根本不会提供很大的帮助。我们面临两种选择，我不是非常肯定要选择哪个，于是就去咨询我的教练兼导师。我向他讲述了所有的细节。我亲眼目睹他是用多么平静的态度，听我在那里激动不已地讲述着选择的利与弊。他没有提任何问题。他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毫无耐心而且有点神经质地等着他的答复。

在我感觉时间过了好久好久之后，他说：“选择第二个吧。通过这些事情……”

“怎么？第二个选择？通过这些事情！？”我勃然大怒，“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讲述？”

“没有，”他回答说，“当你在瞎扯时，我从来不会听你的讲述。但是我却看到了，在讲到第二个选择的时候，你的双眼开始闪光……”

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他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