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我明白了，你认为清政府被推翻后，当时的中国依然灾难深重，漫漫长夜，看不到一丝光明，一种无助的绝望，所以你就……

王国维：

别人能苟且偷生，我自然也能勉强活着。那绝不是我轻生的理由。

记者：

我手头有本书《国学大师之死》，关于你的那篇标题是“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似乎暗指你是一个文化的殉难者。

王国维：

对于暮气沉沉的中国旧学，我早就感到万般的疲惫和厌倦。我们中国本是文化之国，但我们的文学中真正拿得出手的作品简直就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对西学能比我更熟悉恐怕没有几个。我虽然觉得尼采、叔本华、康德的那些哲学，有的可爱但不可信，有的可信但不可爱，但总体来讲，人家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真正有希望的是西学，而不是古旧的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距不是一点两点的距离，而是天壤之别。无论是哲学理论，还是戏剧小说，都是如此。尤其是戏剧，更是糟糕透顶。想想这，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应该感到脸红。

记者：

我看过你写的《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感觉你学术研究的“立脚点”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中学”，而是完全演变为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康德和席勒的美学思想，赤裸裸的“西学”了。看一些资料，发现围绕“西学”，你曾经与张之洞打过一次笔墨官司。

王国维：

张之洞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个折子，折子叫《筹定学堂规模第兴办折》，说什么“不可讲泰西哲学”，否则，“大患不可胜言”。在另一道折子《厘定学堂章程折》，说什么“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瀹yuè，①煮。②疏导（河道））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

记者：

你说的就是张之洞所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内容。

王国维：

1903年，我在《教育世界》55号上发表了《哲学辨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