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如果你已经出于上述考虑谢绝了一场邀请，就绝对不可接受同一天的另一场你更感兴趣的邀请。你需要给出的唯一借口是“我们13号很忙”，这足以让你接受任何其他邀请。但如果你以“到外地出差”为由拒绝了某个人的邀请，却出现在一位共同朋友的晚宴上，先发出邀请的那位朋友不可能不生气。（Post 1997: 356–57）

从而，礼仪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你为什么做了和没有做某些事给出适当的、有效的理由。得当的礼仪包含了惯例式理由。理由并不必然属实，但必须与情境相符。不仅如此，一般而言，在大多数要求举止得体的场合，惯例的效果好于故事、准则或专业表述，后者只会将交谈引向复杂化。惯例确认或修补社会关系。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故事、专业表述、准则及惯例都有其隐秘的一面。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它们如何服务于理由的给定。但故事还具有逗乐、威胁和教育职能，无论讲故事的人是否谈及严肃的“为什么”问题。专业表述当然包含解释成分，但它们同时展现了表述者的专长，并表明他在这一领域存有争议问题上的立场。同样地，准则为其使用者淋漓尽致地自我展示知识与专长提供了场合，使用者甚至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谋略。惯例则在圈内人和圈外人之间划分边界，填补对话的间歇，并将上一代人的智慧传给下一代。给定理由只是惯例的诸多职能之一。

尽管如此，我们稍后将看到，当被用作理由时，惯例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绝不可小视。社会关系的适当界定对社会生活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不仅如此，理由还为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不仅仅是出席或缺席晚宴，还包括与朋友结交或断交，答应或拒绝提供帮助，雇佣或解雇工人，甚至挑起或结束战争。特定场合与关系中的适当理由，有助于塑造人与人之间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不合适的理由则会扰乱社会生活。

从而，佩吉·波斯特不是在简单地讲述空洞的理念。她其实为人际互动提供了实用的指南。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小群体中的社会互动进行了一系列极富原创性、卓有见地、影响深远的研究。（戈夫曼不仅能洞悉日常生活的奥妙，而且有一种冷嘲式的幽默感；他在《公共场合中的关系》[1971]的首页上题词：“谨以此书追念A. R.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他曾于1950年访问爱丁堡大学，我几乎得缘一见。”）在其生动精彩的研究中，戈夫曼充分利用他独具慧眼的个人观察与精挑细选的媒体报道，但也旁征博引各种礼仪指南，包括埃米莉·波斯特的书。

对于借用埃米莉·波斯特的书来分析公共场合行为，戈夫曼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在他看来，礼仪指南描述了对中产阶级真正有影响的行为规范，并且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关于公共场合行为体系的建议之一”（Goffman 1963: 5）。戈夫曼反复观察到，适当理由的给定是人际适应能力的一项关键标志。反之，理由给定能力的缺乏往往会导致极度的难堪。戈夫曼对所谓“表述”（accounts）的分析，侧重于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过失和渎职的修补或掩盖，但他的观察同样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互动。

戈夫曼指出，除了其他功能之外，即兴的哑剧（pantomimes）有时充当了口头理由给定的替代品；他将这种行为称为“身体表象”（body gloss）。基于其学生的观察，他给出了身体表象的例子：